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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观察:变革时代需要能力升级

编者按:豪门观察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成功学堂】的细分栏目,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由和君咨询集团提供。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在洗礼和颠覆各个产业,深刻改变着整个商业生态。历史证明,当商业生态发生重大变迁的时候,一大批适应原来商业生态的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甚至“种族”灭绝,而能够适应新商业生态的企业将实现由旧变新的蜕变而取得新生的能力,完成向“商业新物种”的创新和转型。更有一批新的企业群落会在新生态的催生下从萌生起步到茁壮成长,最终得以蓬勃发展!

什么样的企业能够适应新的商业环境将实现由旧变新的蜕变,从而取得新生的能力?哪些产业领域、什么样的企业群落会在新环境的催生下从萌生起步走向茁壮成长,最终能够得以蓬勃发展?苏宁和小米可能就是这两类企业的代表。

苏宁自我颠覆浴火重生的选择是O2O改造。今年6月,苏宁宣布推行线上线下同价,这是中国零售业变革的里程碑事件。接着,苏宁又宣布了“一体两翼互联网路线图”。“一体”就是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两翼”就是打造O2O的全渠道经营模式和线上线下的开放平台,要把其线上线下的资源融为一体,然后按照平台经济的理念,最大限度的向市场开放、与社会共享,从而实现流通领域新一轮的资源重组与价值再造。资本市场给了苏宁正向回应,半年内实现股价翻番。

小米的成功则完全建立在互联网思维之上,三年时间市值达到100亿美元。雷军自己总结小米的成功有六个关键因素:1、电子商务;2、社交媒体;3、把手机当电脑做;4、发动群众运动做手机;5、粉丝经济;6、在中国的一个硅谷式创业故事。但是,在访谈中,雷军说这六条都是表象,他说:小米销售的是参与感。这才是小米秘密背后的真正秘密。小米背后真正的一股大势是这种百万级用户参与的粉丝经济学,他们内部称之为“用户扭曲力场”。

从苏宁的转型和小米的成功可以看出,新经济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对于企业来说,原来是资源的,未来可能不再是资源,过去的能力可能不再是能力。比如传统的渠道,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时代,正在被粉丝经济、自组织模式所替代,就像小米腾讯不需要渠道一样,因为每个粉丝都是他的渠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企业必须发育新的能力(比如经营粉丝的能力、构建产业生态圈的能力)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能力跃迁是整个企业升级的关键。


豪门观察:互联网改变世界

编者按:豪门观察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成功学堂】的细分栏目,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作者和出处不明。

银行业:银行一直是中国老百姓心中至高无上的地方,从未敢有人想过能超越它,然而马云创办的支付宝,每天流动资金超过任何一家银行,业界哗然,近期推出的“余额宝”,给予客户的利息超过银行17倍,直接抢银行的饭碗;

新闻业
:传统新闻业被寡头垄断,互联网没有进入中国前,央视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汶川大地震央视的新闻几小时后才出来,而网络上几分钟后就出现新闻,速度之惊人,如今还有多少人在看电视?还有多少人在看报纸?

零售业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华5万名员工,年交易额过百亿,这个巨无霸的公司似乎无人能及;然后马云创办的淘宝网,仅三年时间的交易额就是沃尔玛在华所有门店交易额的三倍,2012年光根节一天的交易额就350亿;是沃尔玛在华所有门店一年的交易额。淘宝网一天的交易额相当于7个香港黄金周,超过中国京、广、深一线城市线下零售总额,2013年光根节当天,就有2.4亿人在淘宝上消费,相当于2个日本国总人口,没有人能够想到今天淘宝会这么强大,大可敌国;

旅行业
:携程网,一家没有一架飞机、没有一间酒店的公司,每天卖出的机票和开出的房间超过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和酒店,业界震惊;

通讯业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一直垄断这么多年,却被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腾讯所超越,微信短短1年时间,用户超过4亿,微信不仅可以发短信,还能语音通话,收发图片和视频,而且还是免费的,只要能上网,完全可以替代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甚至有一天,世界可能不再需要手机号码而是WiFi,对电话和短信的依赖越来越降低,直到电话的技术被彻底封存起来,就像当年的电报一样。同时手机号码,电话号码等词会出现在历史课本里;

服装业
:行业巨头雅戈尔用了32年时间,在华建立了 500亩的工业城,建立了1500个专卖店,终于实现每天 1.3万件男式衬衫的销售业绩。而同样卖服装的凡客诚品,仅仅成立3年时间,没有厂房和流水线、没有一家专卖店,除了设计是自己的,靠一个网站一天实现3万件男式衬衫的销售业绩。是行业巨头雅戈尔2倍。其估值已经超过50亿美金,让不少传统老板汗颜。

手机业
:摩托罗拉、诺基亚向来是世界手机业巨头,不同层次、不同价格、不同功能的手机,N多的产品线,构建起来的商业帝国无人能及,然后却被一个绑上互联网的苹果手机所打败,只因这款手机能上网,10万个应用可以下载。苹果一年只出一款机子,而且技术也不是最好的,好好的一张卡要剪烂,要不然不给你插进去,电池不耐用就算了,还不给人家换电池;据说还有人卖肾只为买个苹果手机,诺基亚那些躲在实验室研发的工程师们要好好思考了,为什么苹果手机有这么大魅力?让人卖肾都要买。实话实说吧!苹果手机如果不上网,什么都不是,没办法,现在的人离不开互联网,人家乔布斯是在研究人,而你们却在研究产品。
娱乐业:无数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不惜潜规则,投巨资,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却依然默默无名,财色兼失,最后坠入红尘。人家“芙蓉姐姐”和“天仙妹妹”成名经费不过几千元。互联网想让一个人成名,那实在太简单了。

政坛
:奥巴马,一个没有任何关系和背景,而且还是黑人,不仅当选了总统,还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没有拿政府选举经费的人,当他的竞争对手到处演讲和做电视访谈时,他却建起一个网站用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同时买断了互联网上大部分的关键词,美国网民无论你在互联网上搜索什么,都能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政治宣言,你想不认识他都不行,要知道美国网络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电脑,利用互联网24小时不间断传播他的政治主张,使得奥巴马家喻户晓。当他的竞争对手把选举经费都花完时,他却通过网络拿到了无数的赞助,不花政府一分钱,反而还赚了钱,这样的人,你不选他,你选谁?奥巴马的成功,可以说是互联网的成功。

百富榜
:中国365行,行行出状元,但未必行行能进百富榜,2005年中国百富榜单上有30位是互联网创业者,平均35岁.近年来的中国首富,更是互联网轮流坐。

豪门观察家王昱:“羊毛出在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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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醒时代的机遇

从业至今,我咨询的项目大概有两百个,既有国企也有民企。这些年,每天都是在飞机上飞来飞去,十年就这么过来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搞得这么忙做什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太好了,我们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大觉醒时代。
 
为什么称为大觉醒时代呢?首先是政治的觉醒。我们看到这几年在政治上面有个议题,叫做大革命,像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能看到、能感受到。前天中纪委公开一个网站,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举报,所以说技术对世界、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很少有像这个时代这么透明,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那么短。
 
虽然我们感受到有压抑、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过十年二十年,再倒回来看,很多东西都是在往乐观方向在走。所以在政治觉醒方面上,不管是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府,还是身处基层的普通民众,都能有所感受。习主席说,未来5年中国大概会有4亿人会交换出去。
 
第二是社会的觉醒。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小时代》,投资两千万却收获了6个亿左右的票房。《小时代》的观众平均年龄是20.5岁,而它之前的电影《致青春》的观众平均年龄是22岁,一部片子平均年龄降了两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意味着20-25岁的人,基本上是92、93年出生的人,这群人已经在我们的消费领域占据话语权。他们给票房投的票,影响着未来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
 
这个世界并不客观,是被设计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大量的东西让你越来越不舒服,因为你不喜欢。但无论喜欢不喜欢,郭敬明们已经占据了话语权,这个话语权的占据就代表着社会潮流的变化。比如媒体这块,60、70左右在做领导,80做记者、中层,90后做记者,媒体选择着这个世界的议题,虽然60、70还主宰着这个主题,但我们必须要接受80、90后已经粉墨登场的现实。我们就身处这么个时代,社会的潮流随时都在变化。
 
再者《小时代》这部片子,不论喜欢不喜欢,却无疑是个有效的调查样本。光看票房就能感知时代潮流的变化,所以做生意的话还是要去看看电影,市场上已经有人给你做免费的调查,这个市场调查很准确,是大数据,主要看我们能不能好好分析。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前票房好的影片都占领了北上广深这些消费能力强的地方,但小时代在北上广深的票房却不高,从中可以推测,可能80、90在二线城市生意潜力非常大。
 
此外,据调查《小时代》和iphone的用户重叠大约60%,也就是说看《小时代》的人里面6成的人有iphone手机,同时《小时代》里所出现的品牌以及它的契合度都帮我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郭敬明把它定义为小时代,用意很深。以前是宏大叙事时代,一说就是英雄、毛主席等,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慢慢脱离了这个主题,进入了一个以个人为中心,同时各种个性、多种主张并存的时代。比如读书会,我们就是自己组织,我们并不是大众读书会。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换另外一群人可能不喜欢,说明我们个性分化了。互联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让我们张扬个性的成本降低很多。以前你要找一个跟你有个性相同的人,可能还在全国范围内找笔友,成本很高。而如今,找个论坛吼一声就很多人跟帖,想旅游想暴走马上就有人顶了。
 
我作为一个60后,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上大学的时候,思想观念和现在相比简直是个老头。我认识的很多老人,已经60、70了,自己搞一辆金杯车改造成房车,从东北开车到海南。这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个性可以张扬,这在20年前可能不敢想象。网上有个非常著名的视频,叫做“有些事你今天不做,可能就再也不会做了”,就是有两个人拦车从北京去柏林,真的就成功了,很有意思。所以整个社会逐步在觉醒,每个人自己的爱好、偏好,不再为别人活着,很多遗憾的有假期就找共同爱好的朋友去做,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层出不穷,这个社会在进步。
 
第三是我们整个社会物质社会都在觉醒。现在整个地球,有人计算每天有万亿吨级的物理世界被逐步感知。我们以前用GPS,现在通过移动地图,就很容易感知自己的物理世界。物联网带来了极大的力量,我们的定位系统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前一道桥梁,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塌,现在感应器装上去之后我们就知道它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以前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未来可能通过很低的成本就能获知,变得非常便利。不要以为只有人和人之间有联通,实际上我们存在的整个物理世界也不断地被唤醒,所以说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转变。7月份的时候,软银孙正义有个演讲,说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013年全球的电脑联网,手机、全球互联节点数相当于一个个人脑,这些都是联系起来的。孙正义判断在未来30年,我们会出现人工智能,因为全球的处理器的数量达到一定量级之后,会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从《阿凡达》到《盗梦空间》到《环太平洋》,全部都是全脑,美国人的想象绝并不是空穴来风的。2013年美国两大计划,一是3D打印,一个是全脑革命。全脑革命相当于美国第三次类似于曼哈顿计划的大工程(第一是曼哈顿计划,第二是基因组计划,第三是全脑革命),要彻底研究清楚全脑是怎么工作的。未来这样的电影会越来越多,美国已经进去了一个我称之为“脑联”的时代,阿凡达讲的就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因为联系在一起而打败了高级文明。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失控》,凯文.凯利写的。他在1994年左右已经对现在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有一个预测和认识。另外也推荐大家看一个视频,马化腾和凯文.凯利的对话。马化腾被我们称之为产品皇帝,他邀请到凯文.凯利的时候,评论他为未来皇帝。如果做企业的话,原有的对控制的理念在未来要放弃掉,要让企业处于控制与失控之间,这是一个新的理念。
 
我们再看雷军的小米,3年时间创造了100亿美元、相当于600亿人民币的市值,成为仅次于联想的设备制造商。雷军是怎么做到的?他打破了原有铺渠道的做法,他属于失控状态,把米粉组织了起来。微信也是马化腾控制不了的,微信和微博上的内容是用户自主制造出来的,同时互相娱乐,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失控与控制之间有一个辩证的关系。
 
回归到太极,如果说控制与失控是黑白的关系,我们做企业也是控制与失控之间的关系。
 
整个技术革命对人类带来一个失控与控制的逻辑关系,这个世界不是人能控制的了的,因为控制者不知道人们在做什么。在这点上,我们的技术也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状态,如孙正义说,我们人类已经被人工智能所控制,不可逆转。也许几百年之后会看到电影里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斗争。
 
我们这个时代能观察到的,是一个处于觉醒的状态,一定要意识到这点,非常重要。不要迷信原有的组织,有这样一句话: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很多公司已经奔着火葬场去了,即使它很强大又能怎样?雷军做的小米很小,但累积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代给了人张扬个性,发挥才华的机会,只要我们想就有可能。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的背景是这样的。
 
  大觉醒时代下的企业战略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现实有很多纠结的问题。刚才讲的大觉醒时代下有那么多的机会,为什么到我的业务下就没有这么多机会呢?这就是个很痛苦的问题,也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企业战略选择的主题。
 
  大觉醒时代下的企业战略是什么?这个问题啊,每个人都值得深思。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有哪些东西能够做对的我们可能看不清,但不应该做的我们是清楚的。第一,如果你现在在做,你竞争对手也在做,这就不是大觉醒时代最好的选择;同样,竞争对手在做的,行业告诉你要做的,也不是大觉醒时代的好选择
 
  第二,在这个时代下,我们要抓住一点就是跨界。在这个时代,要学会跨界。比如,微信打垮运营商,谁能拯救运营商?前几天有个现象,很有意思,招行马蔚华在下来之前说了一段话,他认为以脸谱网(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形态,将影响到未来银行的生存。没几天后就出现了余额宝,余额宝就相当于清朝武昌起义的那一枪,对传统银行业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和颠覆。我们每个人都有信用卡,有一个惯用账户,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活期存款,全中国全部活期存款加起来是不得了的数字,但放在银行基本是零利息状态。而银行给我们每一个企业家,且不说能不能贷到歀,如果能贷到,要付的利息是不止6%,利差7-8%就是银行的丰厚利润。
 
  另一方面,余额宝给的活期利息相当银行的十几二十倍,现在支付宝和我们以及所有的银行都有关联,为什么我们要把钱放在银行而不放在支付宝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银行为什么不能做呢?余额宝和天宏基金合作,为什么能够做呢?这背后就是技术的力量在起作用。这力量对余额宝来说,他资金的投出并不决定于他资金最大量的时候是多少,而是最少量的时候是多少,他能拿出来进行委托基金管理的资金量。假设余额宝的账户里头最大量有5个亿,最少2个亿的话,理论上他最少拿出2个亿以内来进行委托基金管理。如果拿出多于2个亿就支付不出来了,这个头寸管理有问题,是有支付危机的。我们要知道,11月11日以前有这个节日吗?没有。我怎么知道11月11日这天我的余额宝账户有多少呢?这就是大数据,我们经常听说大数据,这就是大数据最好的应用。
 
  余额宝被淘宝掌握了,淘宝非常清楚它一天的金额,可以做头寸的管理和预估,这是银行所不具备的。所以在投资的管理上,我们几个门户网站具有巨大的优势。淘宝在做阿里金融的牌照时,银监会批准后,银行业的人都很恐怖,以为淘宝开始开银行了,阿里金融根本不开银行,直接开仓抢粮,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商业模式的变化。所以我们称之为OTT模式(Over The Top),直接越顶,这是新时代的新玩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要直接越顶,就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跨界。跨界者从来不专业,专业在转换的年代就是包袱,越专业包袱越大。这就如马车时代和汽车工业时代的转变一样,汽车从来不是原来的马车厂制造的。
 
  第三,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研究自组织。谁掌握了自组织,谁就掌握了B2C的未来。未来的B2C根本就不是渠道的王权,不是资源主导,而是自组织。现有的人群,我们能够靠这种组织进行聚拢,不像原来那么难了。比如中国好声音就是自组织,导师制,选手选导师就是自选择、自组织,粉丝和粉丝在一起很欢乐,这就创造了幸福,就是自组织的力量。消费者用脚投票,不同的气质就决定了大家分类而聚,所以谁掌握了自组织,谁就掌握了未来的商业的未来。
 
  如果不做B2C,做B2B,就要服务某个厂商,这时候你就要关注,你是跟着诺基亚还是苹果。作为一个设备生产商,跟着诺基亚和跟着苹果是不一样的,你要看看你的下游厂商是否已经具备看清未来的素质,具有自组织的能力。如果他看不清,就看行业内有没有人进行自组织,哪怕再小也要去巴结他,你要成为他的供应商,因为有一天他会变得大得不得了。
 
  自组织的力量是非常大的,美国从建国到现在就是各种自组织,各种爱好,各种群体。这个自组织在中国目前按社会阶层的划分,未来,占据自组织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占据自组织的成本还很低,像现在搞一个读书会,大家会很感兴趣,但如果南宁有100个自组织读书会,我们就会厌烦,每天参加各种读书会后,都大同小异,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个高水平的读书会。现在的读书会可能有几期做的不错,有几期内容一般,但我们都能忍受,如果南宁有100个读书会后再这样,我们就不能忍受就会散了。所以首先我们要迅速组织,其次在自组织里面,我们要研究,要持续改进,今天有的不代表明天有,今天没有的不代表明天没有。我们既然占有了这块品牌,大家就要珍惜这块品牌,读书会的品牌只要运作得好,会远远超乎想象。
 
  我们的人际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互联网时代开始,让大家受到非常大的刺激,以前看新闻主要就是新闻联播,后来有了QQ,微博,微信……这些东西都在改变我们的世界。现在陈坤的微信公众账号面向粉丝服务收费了,最高168元/人的年费,还有另外几档收费标准。粗算一下,他一年下来可以获得上千万的收入。
 
  第四,商业模式要盈利,现在羊毛出在狗身上。比如腾讯QQ,我们没有付费,但是腾讯这家公司收入非常好。淘宝也是,淘宝没有向淘宝店主收钱,但又有收益。为什么呢?羊毛出在狗身上。在研究商业模式的时候,我们要是能做到羊毛出在狗身上,至少有一个点,你竞争手法比你的竞争对手水平要高。
 
  国美当年风光无限时,也没有通过家电连锁赚多少钱,但是通过这个连锁的现金流做地产,收益颇多,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再如中国好声音,大家都在看,有几个人买过汪峰、阿妹、那英等的唱片? 没有,但是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唱歌带来盈利,这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的特点。
 
  我们这个大觉醒时代转折点,产生了很多好机会,这个机会我们要占领。普遍的特点,我们要研究。这是斗智的时代,不是斗体力的时代。孙子兵法里说上兵伐谋,真正会打仗的人在谋略上,这是未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豪门观察家王昱:“你还在沉睡,就应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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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一个大觉醒时代,大觉醒会推着政府和企业进行改变。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还在沉睡,就应该被淘汰。如果你还在装睡,那你就别醒了。
文/《支点》记者 杨萍 实习生 陈岩霖

金融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表示:“经济回暖时间是漫漫长夜,2008年次贷危机造成的连锁反应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化的。”
在经济弱复苏的环境下,中国企业能否走出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豪门观察家王昱在接受《支点》杂志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能否走出危机,首先要判断全球经济发生了什么?中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企业家又做了什么?
 
落后遭淘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支点》: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企业挺过了危机,发展良好,还有很多企业处于亏损状况,对此您怎么看?

王昱:要把亏损作为常态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周期性的跌宕,来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市场上保持着适度的落后产能的淘汰,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为什么很多企业觉得日子不好过?因为时代变了,企业所处的环境也变了。很多企业家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30年前,那时生产要素价格便宜,企业通过非法用工、排污等方式降低成本,掘到第一桶金。

现在是一个大觉醒时代,社会在觉醒,民众在觉醒,技术也在觉醒,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交通等迅速发展。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去年还在谈论微博,现在已经在讨论微信了。大觉醒会推着政府和企业进行改变。在大觉醒时代,如果你还在沉睡,就应该被淘汰。如果你还在装睡,那你就别醒了。

在这个时代,企业家如果不觉醒,就管理不了你的员工,商品不对路,就无法吸引你的客户。如今,产业结构上有大量落后的产能,社会需要的商品没有生产,却生产了很多过剩的商品,结果当然是卖不出去。社会在进步,企业在为谁服务?80后、90后在想什么?这些问题是企业必须要研究的。很多企业在战略上还不清晰,这是很大的问题。

企业陷入困境的四大原因

《支点》:很多企业反映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比如成本太高,市场太难做,这是企业自己的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

王昱:首先,企业承担了大量的隐形成本。比如,目前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权,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减少三分之一审批项目。行政审批会带来大量寻租,层层加码使得很多企业想搬到行政审批较少的城市去。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如果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搞关系上,就很难更多地思考市场和服务客户。因此,精兵简政、给企业减负非常有必要。
 
其次,外部的资源配置环境存在问题,比如社会的资金配置。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年年提,而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事实上,市场、资金等都很聪明,会找到最有效的配置方式,这就需要寻找市场的力量。

第三,人才问题。社会没有给人才提供好的创业环境。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环境还不错,90年代有大量知识分子、国企企业家下海,而现在,社会给80后创造了什么环境?有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因此,很多企业不要抱怨人才不好招、不好留,是你自己不懂得学习。
 
第四,管理水平差。在管理上,中国企业要向日本丰田公司学习,丰田负担了最贵的土地、环境和资源成本,却生产出世界上最便宜的车,可见在管理上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如果一味抱怨市场不好做,能有多少时间放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企业家的管理水平还很差,如果不改变就会被淘汰。

中国企业还有比较优势

《支点》:在经济复苏缓慢的大环境下,您认为未来中国的企业还有没有竞争力?

王昱: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原来的全球分工格局是: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和中东是资源提供国,美国、欧洲是资金、技术和全球规则的提供方,原来的亚洲四小龙、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则提供劳动力。

2008年以后,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资本提供方即欧美等国,如今资本也没那么充沛了。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相比之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的人工成本更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上升,但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也在上升。那么未来中国是否会变成资本的提供方呢?显然目前还不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规则建立、资本配置、监管环境、社会配套组织等方面的能力还很弱。中国已是重要的资本参与者,但想要作为资本主导者,近十年内还有一定难度。

中国的劳动力真的没有竞争力了吗?不能简单下此结论。因为生产制造在进行成本价格比较时,劳动力只是要素之一而非全部,大部分制造业成本中,劳动力价格只占10%以内。一个产品在全球形成竞争力取决于多种要素组合,比如土地问题,从工业用地的角度看,中国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工业用地机制。而很多东南亚国家,也许劳动力比中国便宜,但征地并不便宜,需要大量时间成本。这些国家的社会配套也有问题,比如电力、水、道路、码头、机场等,都不如中国有竞争力。
此外,中国有大量的产业链集群。比如泉州、晋江等地,有食品、鞋帽、纺织等一系列产业集群;温州的柳市,是低压电器的集群。这些集群形成了高效的配套产业链,使信息、人才、原材料得以充分共享,区域经济优势不断得以提升。不过,中国的产品在参与全球竞争时优势并不大,只是提供了低端产品的服务,而全球市场眼下还需要大量的高端产品,产业链需要不断升级。

豪门学堂:互联网思维的“独孤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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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秀:三个段子

第一个段子:有一个毫无餐饮行业经验的人,他开了一家餐馆,菜品只有12道,在北京只有两家分店;仅两个月时间,就实现了所在商场餐厅第一名;绿茶单价大约是100元,而这家餐厅是200元,VC投资6000万,估值4亿元人民币,这家餐厅是什么?是雕爷牛腩。雕爷牛腩有什么特色?

只有12道菜,比麦当劳还少,花了500万元买断香港食神戴龙牛腩配方;每双筷子都是定制、全新的,吃完饭,筷子和牙签放入一个精致的纸套,还可以带回家;专用牛腩面碗,还有发明专利,上方很厚重,端着手感好,对着嘴喝汤的地方则很薄、很光滑,嘴感好;每个月都会更换菜单,如果粉丝认为某道菜不好吃,这道菜就会在菜单上很快消失;老板每天花大量时间盯着大众点评、微博、微信,针对菜品和服务不满的声音,立刻回馈;开业前烧掉1000万搞了半年封测,期间邀请各路明星、达人、微博大号们免费试吃;制造话题:韩寒携老婆到店吃饭,因为没预约而被服务员婉拒;不让12岁以下儿童进入;邀请苍井空到店,被微博大号“偶遇”并发微博。
 
雕爷牛腩为什么这样安排?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再看第二个段子:这是一个淘品牌,2012年6月在天猫上线,65天后成为中国网络坚果销售第一;2012年“双十一”创造了日销售766万的奇迹,名列中国电商食品类第一名;2013年1月单月销售额超过2200万;至今一年多时间,累计销售过亿,并再次获得IDG公司600万美元投资。这是哪个品牌?

这是三只松鼠,三只松鼠为什么能够成长这么快?我们从侧面看一下,看看三只松鼠货品包裹,除了坚果,不能吃的有哪些?

看看三只松鼠的包裹里不能吃的部分有哪些?卡通包裹,一个带有品牌卡通形象的包裹;开箱器;快递大哥寄语;坚果包装袋;封口夹;垃圾袋;传递品牌理念的微杂志;卡通钥匙链,俘虏用户心的小玩具;还有湿巾。

一个淘品牌,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做这些呢?

再看第三个段子:这是一家创业仅三年的企业。2011年销售额5亿元;2012年,销售额达到126亿元;2013上半年销售额达到132.7亿元,预计全年销售达到280亿元,有可能突破300亿元;在新一轮融资中,估值达100亿美元,位列国内互联网公司第四名。

这家企业大家肯定能猜到,就是小米。小米,3年时间,估值100亿美金;联想,30年时间,港股市值100亿美金;诺基亚,拥有140多年历史,目前市值146亿美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小米应该算是一个商业奇迹。没有互联网,是不可能实现的?小米又是怎样利用互联网的呢?

很多互联网营销专家概况小米的成功是新营销的胜利,涨粉丝、做服务、社会化媒体营销,等等。这都还没触及到本质。

雷军自己是怎样总结的?雷军说小米销售的是参与感,参与感是小米成功的最大秘密。怎样理解参与感?

前面给大家分享的这三个企业,虽然分属不同的行业,但又惊人地相似,我们都称之为互联网品牌。它们背后的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

我给互联网思维下了个定义: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的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这里指的互联网,不单指桌面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是泛互联网,因为未来的网络形态一定是跨越各种终端设备的,包括台式机、笔记本、平板、手机、手表、眼镜,等等。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才有了这些思维,而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这些思维得以集中性爆发。
 
“独孤九剑”是华山派剑宗风清扬的武林绝学,强调“无招胜有招”,重在剑意,与互联网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意味着互联网思维将像“独孤九剑”破解天下各派武功一样,去重塑及颠覆各类传统行业。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大致经过以下四个阶段:首先是传播层面的互联网化,即狭义的网络营销,通过互联网工具实现品牌展示、产品宣传等功能;其次是渠道层面的互联网化,即狭义的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实现产品销售;然后是供应链层面的互联网化,通过C2B模式,消费者参与到产品设计和研发环节;最后是用互联网思维重新架构企业。

绝大多数的传统企业目前仍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徘徊,仍然在纠结于开通微信还是微博,入驻天猫还是京东,并没有形成一整套的互联网转型思路,也就导致了绝大部分的传统企业互联网化浅尝辄止。

最高阶最彻底的互联网转型,是通过互联网思维去重塑企业的整个价值链。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小米”。下面进入正题,我给大家讲一下我所理解的互联网思维体系。
 
第一,用户思维
“独孤九剑”第一招是总诀式,意思是第一招学不会,后面的招数就很难领悟。互联网思维也一样。互联网思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户思维。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其他思维都是围绕用户思维在不同层面的展开。没有用户思维,也就谈不上其他思维。
用户思维,是指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中都要“以用户为中心”去考虑问题。

以用户为中心,不是刚刚冒出来的概念,很多传统品牌厂商都在叫嚷着“以用户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或者“以消费者为中心”,为什么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用户思维是格外的重要?

因为,互联网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掌握了更多的产品、价格、品牌方面的信息,互联网的存在使得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市场由厂商主导转变为消费者主导,消费者“用脚投票”的作用更为明显,消费者主权时代真正到来。

作为厂商,必须从市场定位、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乃至售后服务整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不能只是理解用户,而是要深度理解用户,只有深度理解用户才能生存。商业价值必须要建立在用户价值之上。没有认同,就没有合同。正如《建国大业》里面毛泽东所说:“地在人失,人地皆失;地失人在,人地皆得。”

这里面的第一个法则,得“屌丝”者得天下

从市场定位及目标人群选择来看,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多抓住了“屌丝群体”、“草根一族”的需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长尾市场。“屌丝”不仅体现在生活状态上,更是一种心态,他们身份卑微又追求认可,他们寻求“存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这样的人群,在目前的国内网民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屌丝群体”即人民群众,“屌丝”喜欢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这是一个人人自称“屌丝”而骨子里认为自己是“高富帅”和“白富美”的时代。当你的产品不能让用户成为产品的一部分,不能和他们连接在一起,你的产品必然是失败的。

“屌丝”群体,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只要你在中国做互联网,就必须重点关注。“屌丝”人群喜欢的,等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在中国,只有深耕最广大的“屌丝”群体,才可能做得出伟大的企业。QQ、百度、淘宝、微信、YY、小米,无一不是携“屌丝”以成霸业。

再看,用户思维的第二个法则,兜售参与感

在品牌和产品规划层面,“屌丝群体”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提供什么,“屌丝”需要的是参与感,我们就应该把这种参与感传递到位。

让用户参与产品开发,便是C2B模式。

一种情况是按需定制,厂商提供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即可,如海尔的定制化冰箱;另一种情况是在用户的参与中去优化产品,如服装领域的淘品牌“七格格”,每次的新品上市,都会把设计的款式放到其管理的粉丝群组里,让粉丝投票,其群组有近百个QQ群,辐射数万人,这些粉丝决定了最终的潮流趋势,自然也会为这些产品买单。

让用户参与品牌传播,便是粉丝经济。

粉丝经济的要义,就是制造粉丝,让粉丝自组织推动一切。我们的品牌需要的是粉丝,而不只是用户,因为用户远没有粉丝那么忠诚。

在小米的体系中,最重要的“粉丝”叫“荣组儿”,即荣誉开发小组成员,直接参与产品决策。“米粉”应该是小米最为得意的作品,远远超过一个手机,一台电视。
 
品牌需要的是粉丝,而不仅仅是会员!

“粉丝”是品牌的一部分,牢不可分。互联网时代,创建品牌和经营粉丝的过程高度融为一体了。

粉丝不是一般的爱好者,而是有些狂热的痴迷者,是最优质的目标消费者。因为喜欢,所以喜欢,喜欢不需要理由,一旦注入感情因素,有缺陷的产品也会被接受。所以,未来,没有粉丝的品牌都会消亡。

从艺术角度来讲,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豆瓣评分还不到5分,但这个电影观影人群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正是郭敬明粉丝“四迷”的富矿。正因为有大量的90后粉丝“护法”,《小时代1》《小时代2》才创造出累计超过7亿的票房神话。

法则3:用户体验至上

在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要遵循“用户体验至上”。

用户体验是一种纯主观、在用户接触产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感受。好的用户体验,应该从细节开始,并贯穿于每一个细节,这种细节能够让用户有所感知,并且这种感知要超出用户预期,给用户带来惊喜。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们日夜不停地泡在网上研究用户的使用习惯。历史上似乎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大众消费品行业像互联网行业如此重视过用户的感受。

“用户体验至上”应该贯穿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整个链条,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一直爽”。微信新版本对公众账号的折叠处理,就是很典型的“用户体验至上”的选择。

品牌建设的过程,就是打造用户体验的过程。所有环节的产品或服务,都是为了实现用户体验的目标。

我们回过头来看用户思维,涵盖了最经典的品牌营销的Who-What-How模型,Who,我们的目标消费者选择——得“屌丝”者得天下;What,针对目标消费者需求,我们兜售参与感;How,怎样实现——全程用户体验至上。是这样一个逻辑。

第二:简约思维

简约思维,是指在产品规划和品牌定位上,力求专注、简单;在产品设计上,力求简洁、简约。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消费者的选择太多,选择时间太短,用户的耐心越来越不足,而转移成本太低。线下一家门店出来再进入下一家,线上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转移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必须在短时间内能够抓住他!

法则4:专注,少即是多

产品线的规划,要专注。

苹果就是典型的例子,1997年苹果接近破产,乔帮主回归,砍掉了70%产品线,重点开发4款产品,使得苹果扭亏为盈,起死回生。2007年推出了第一款iPhone,即使到了5S,到了“土豪金”,也只有5款。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的专注是指为了做成一件事,必须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实现突破。

品牌定位也要专注,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的理由,一个就足够。

最近很火的一个网络鲜花品牌,叫RoseOnly,它的品牌定位是高端人群的“爱情唯一”,在这个网站的买花者需要与收花者身份证号绑定,且每人只能绑定一次,意味着“一生只爱一人”,这样的定位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团购、B2B、亲朋好友礼品的其他机会。2013年2月上线,8月份做到了月销售额近1000万元。

大道至简,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传播,越难做。大家能不能少做点事?能不能只做一件事情?少就是多,专注才有力量,专注才能把东西做到极致。尤其在创业时期,做不到专注,就没有可能生存下去!

法则5:简约即是美

在产品设计方面,要做减法。外观要简洁,内在的操作流程要简化。Google首页永远都是清爽的界面,苹果的外观、特斯拉汽车的外观,都是这样的设计。

第三:极致思维

极致思维,就是把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超越用户预期。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做到极致,才能够真正赢得消费者,赢得人心。

什么叫极致?极致就是把命都搭上。你们看看苹果,就是乔老爷子把命都搭上了的结果。

法则6:打造让用户尖叫的产品

用极限思维打造极致的产品。方法论有三条:第一,“需求要抓得准”:痛点,痒点或兴奋点;第二,“自己要逼得狠”: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第三,“管理要盯得紧”:得产品经理得天下。

好产品是会说话的,是能够自传播起来的,因为“一切产业皆媒体”,“人人都是媒体人”,在这个社会化媒体时代,好产品自然会形成口碑传播。

尖叫,意味着必须把产品做到极致;极致,就是超越用户想象!

法则7:服务即营销

除了产品本身,服务及其他产品周边的体验,也同等重要。在服务环节,也要做到极致。

阿芙精油是知名的淘宝品牌,有两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其对服务体验的极致追求:1)客服24小时无休轮流上班,使用Thinkpad小红帽笔记本工作,因为使用这种电脑切换窗口更加方便、快捷,可以让消费者少等几秒钟;2)设有“CSO”,即首席惊喜官,每天会在顾客留言里寻找,猜测哪个顾客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推销员、专家或者联系人。找到之后他们就会询问地址寄出包裹,为这个可能的“意见领袖”制造惊喜。

海底捞也是一个服务做得很好的企业,其服务理念受到很多人推崇。有一次我去图书大厦,看到书架上有三本书,第一本叫《海底捞你学不会》,第二本叫《海底捞你学得会》,第三本叫《海底捞你能不能学会》,足可以看出它的火爆程度。但是在互联网思维席卷整个传统行业的浪潮之下,如果海底捞不能用互联网思维重构企业的话,学不会的,可能就是海底捞自己了。

第四:迭代思维

“敏捷开发”是互联网产品开发的典型方法论,是一种以人为核心、迭代、循序渐进的开发方法,允许有所不足,不断试错,在持续迭代中完善产品。

互联网产品能够做到迭代主要有两个原因:1)产品供应到消费的环节非常短;2)消费者意见反馈成本非常低。

这里面有两个点,一个“微”,一个“快”。

法则8:小处着眼,微创新

“微”,要从细微的用户需求入手,贴近用户心理,在用户参与和反馈中逐步改进。“可能你觉得是一个不起眼的点,但是用户可能觉得很重要”。360安全卫士当年也只是一个安全防护产品,后来也成了新兴的互联网巨头。
 
法则9:精益创业,快速迭代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有快速地对消费者需求做出反应,产品才更容易贴近消费者。Zynga游戏公司每周对游戏进行数次更新,小米MIUI系统坚持每周迭代,就连雕爷牛腩的菜单也是每月更新。

好产品是运营出来的。

一个微创新是改变不了世界的,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微创新。

那么传统企业能不能迭代?我们总不能一个月上市一袋洗衣粉吧?怎样构建自身产品或服务与消费者沟通的迭代机制?这里的迭代思维,对传统企业而言,更侧重在迭代的意识,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及时乃至实时地关注消费者需求,把握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第五:流量思维

流量意味着体量,体量意味着分量。“目光聚集之处,金钱必将追随”,流量即金钱,流量即入口,流量的价值不必多言。

法则10:免费是为了更好地收费

互联网产品,免费往往成了获取流量的首要策略,互联网产品大多不向用户直接收费,而是用免费策略极力争取用户、锁定用户。淘宝、百度、QQ、360都是依托免费起家。当年的360安全卫士,用免费杀毒入侵杀毒市场,一时间搅的天翻地覆,回头再看看,卡巴斯基、瑞星、金山等杀毒软件,估计没有几台电脑还会装着了。

免费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基础免费,增值收费;第二,短期免费,长期收费。

“免费是最昂贵的”,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选择免费策略,因产品、资源、时机而定。

法则11:坚持到质变的“临界点”

流量怎样产生价值?

量变产生质变,必须要坚持到质变的“临界点”。

任何一个互联网产品,只要用户活跃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产生质变,这种质变往往会给该公司或者产品带来新的“商机”或者“价值”,这是互联网独有的“奇迹”和“魅力”。QQ若没有当年的坚持,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企业帝国。注意力经济时代,先把流量做上去,才有机会思考后面的问题,否则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
 
话说回来,坚持哪有那么容易?

第六:社会化思维

9月份,天猫启动了“旗舰店升级计划”,增加了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模块。同时,也发布了类似微信的产品“来往”,这也证明了,社会化商业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企业纷纷加速了布局。

社会化商业的核心是网,公司面对的客户以网的形式存在,这将改变企业生产、销售、营销等整个形态。

法则12:利用社会化媒体,口碑营销

举个例子,有一个做智能手表的品牌,通过10条微信,近100个微信群讨论,3千多人转发,11小时预订售出18698只土曼T-Watch智能手表,订单金额900多万元。

这就是微信朋友圈社会化营销的魅力。社会化媒体应该是品牌营销的主战场,口碑营销的链式传播速度非常之快。以微博为例,小米公司有30多名微博客服人员,每天处理私信2000多条,提及、评论等四五万条。通过在微博上互动和服务让小米手机深入人心。但有一点要记住,不是用了社会化媒体就是口碑营销,口碑营销不是自说自话,一定是站在用户的角度、以用户的方式和用户沟通。

我和一个朋友运作一个公众账号,每天发点读书心得,没有任何推广,完全靠口碑,6个月粉丝过万,这也印证了互联网时代口碑的力量。

法则13:利用社会化网络,众包协作

众包是以“蜂群思维”和层级架构为核心的互联网协作模式,意味着群体创造,不同于外包、威客,更强调协作。

维基百科就是典型的众包产品。传统企业要思考如何利用外脑,不用招募,便可“天下贤才入吾彀中”。

noCentive网站创立于2001年,已经成为化学和生物领域的重要研发供求网络平台。“创新中心”聚集了9万多名科研人才,宝洁公司是“创新中心”最早的企业用户之一。该公司引入“创新中心”的模式,把公司外部的创新比例从原来的15%提高到50%,研发能力提高了60%。宝沽目前有9000多名研发员工,而外围网络的研发人员达到150万人。

小米手机的产品研发,让用户深度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众包模式。

第七:大数据思维

易欢欢、赵国栋等人写的《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全面阐述了大数据的来龙去脉和产业效应。“缺少数据资源,无以谈产业;缺少数据思维,无以言未来”。大数据思维,是指对大数据的认识,对企业资产、关键竞争要素的理解。
 
法则14:小企业也要有大数据

用户在网络上一般会产生信息、行为、关系三个层面的数据,比如用户登录电商平台,会注册邮箱、手机、地址等,这是信息层面的数据;用户在网站上浏览、购买了什么商品,这属于行为层面的数据;用户把这些商品分享给了谁、找谁代付,这些是关系层面的数据。

这些数据的沉淀,有助于企业进行预测和决策,大数据的关键在于数据挖掘,有效的数据挖掘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分析预测。海量用户和良好的数据资产将成为未来核心竞争力。一切皆可被数据化,企业必须构建自己的大数据平台,小企业,也要有大数据。数据资产成为关键竞争力,乃至核心竞争力。

法则15:你的用户不是一类人,而是每个人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客户所产生的庞大数据量使营销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每一个人”,而不是“目标人群”。这个时候的营销策略和计划,就应该更精准,要针对个性化用户做精准营销。

银泰网上线后,打通了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的会员账号。在百货和购物中心铺设免费wifi。这意味着,当一位已注册账号的客人进入实体店,他的手机连接上wifi,后台就能认出来,他过往与银泰的所有互动记录、喜好便会一一在后台呈现。当把线上线下的数据放到集团内的公共数据库中去匹配,银泰就能通过对实体店顾客的电子小票、行走路线、停留区域的分析,来判别消费者的购物喜好,分析购物行为、购物频率和品类搭配的一些习惯。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商品和库存的可视化,并达到与用户之间的沟通。

第八:平台思维

互联网的平台思维就是开放、共享、共赢的思维。《失控》这本书在互联网圈内很流行,讲述的外部失控,意味着要把公司打造成开放平台;内部失控,就是要通过群体进化推动公司进化,在公司内部打造事业群机制。

平台模式最有可能成就产业巨头。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里,有60家企业的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包括苹果、谷歌等。平台盈利模式多为“羊毛出在狗身上”,不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法则16:打造多方共赢的生态圈

平台模式的精髓,在于打造一个多主体共赢互利的生态圈。

将来的平台之争,一定是生态圈之间的竞争,单一的平台是不具备系统性竞争力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围绕搜索、电商、社交各自构筑了强大的产业生态,所以后来者如360其实是很难撼动的。

从这个角度讲,豪门世族就是一个生态公司,绝不仅仅是一家互联网公司那么简单。集全球顶级社交、私人定制、金融资本、成功学堂、安保法务于一体构成了强大的生态系统,这也是其他互联网公司无法比拟的地方。

法则17:善用现有平台

传统企业转型互联网,或者新的互联网公司创业,当你不具备构建生态型平台实力的时候,那就要思考怎样利用现有的平台。

马云说:“假设我今天是90后重新创业,前面有个阿里巴巴,有个腾讯,我怎么办?第一点,我如何利用好腾讯和阿里巴巴,我想都不会去想我会跟它去挑战,因为我今天我的能力不具备,心不能太大。”

法则18:让企业成为员工的平台

互联网巨头的组织变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打造内部“平台型组织”。

包括阿里巴巴25个事业部的分拆、腾讯6大事业群的调整,都旨在发挥内部组织的平台化作用。豪门世族和海尔公司近年来一直在开展“人单合一”,将8万多人分为2000个自主经营体,让员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在海尔的大平台上自己寻找创业机会,同时配合内部的风投机制,或者员工自己到社会上组织力量,成立小微公司,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

据了解,豪门世族与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苹果等互联网巨头的发展模式有相近之处,打造的都是生态系统,玩的都是创新金融。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豪门世族玩的是聚合与裂变,1+N次方,一个板块可以裂变成N家公司,并均可单独上市,又可整体上市,而豪门世族由108个模块组成,其中关键模块有36个,次级模块有72个,按照豪门世族董事长李桂松先生的设想,豪门世族在五年之内最少可以裂变成1000家企业和100家以上上市公众公司,著名投资银行家,豪门世族董事长李桂松先生说,“想象力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创新玩转资本,一切以人为中心,打造生态系统,构建融通中心,让互联网经济照进现实生活,让现实生活更美好,让人的智慧和劳动更有价值。”

内部平台化,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平台,绝不仅仅是知识平台、伙伴平台,更是事业平台、生活平台。

第九:跨界思维

互联网和新科技的发展,纯物理经济与纯虚拟经济开始融合,很多产业的边界变得模糊,互联网企业的触角已经无孔不入,零售、制造、图书、金融、电信、娱乐、交通、媒体等等。

互联网企业的跨界颠覆,本质是高效率整合低效率,包括结构效率和运营效率。
 
法则19:携“用户”以令诸侯

这些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能够参与乃至赢得跨界竞争?答案就是:用户!

他们掌握着一方面掌握用户数据,另一方面又具备用户思维,自然能够携“用户”以令诸侯。阿里巴巴、腾讯相继申办银行,小米做手机、做电视,都是这样的道理。

跨业洗牌,未来的行业竞争,一场跨界分金的盛宴正在开始!

未来十年,是中国商业领域大规模打劫的时代,所有大企业的粮仓都可能遭遇打劫!一旦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来不及变革的企业,必定遭遇前所未有的劫数!

未来十年,是一个海盗嘉年华,各种横空而出的“千年妖怪”将像马云、马化腾一样遍布各个领域,他们两个只是开了个头而已,接下来的故事,将越来越精彩。
……
所以,最后一个法则:用互联网思维,大胆颠覆式创新。

不论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都要主动拥抱变化,大胆地进行颠覆式创新,这是时代背景的必然要求。

一个真正牛逼的人一定是一个跨界的人,能够同时在科技和人文的交汇点上找到自己的坐标。一个真正厉害的企业,一定是手握用户和数据资源,能够纵横捭阖敢于跨界创新的组织。

你不敢跨界,就有人跨过来打劫;你不跨界,就有人让你“出轨”!

李彦宏指出:“互联网和传统企业正在加速融合,互联网产业最大的机会在于发挥自身的网络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去提升、改造线下的传统产业,改变原有的产业发展节奏、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

互联网九个典型思维将重塑企业价值链,涉及商业模式设计、产品线设计、产品开发、品牌定位、业务拓展、售后服务等企业经营所有环节。

这里总结一下:依托波特的价值链模型,我们梳理一下互联网思维体系。
用户思维、大数据思维贯穿整个价值链条的始终;
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主要体现在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环节;
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主要体现在销售和服务环节;
平台思维体现在战略、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层面;
跨界思维主要基于产业层面。
如此,便是我总结的互联网思维“独孤九剑”。

豪门法务: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

编者按:豪门法务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最关键模块之一。豪门学堂是豪门世族会员自助学习定制和精彩好文发布平台,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为您推荐由《环球人物杂志》推出的精彩好文《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辩护律师克莱伦斯•丹诺(1857—1938)既为穷苦劳工无偿辩护,也为声名狼藉的刑事被告人代理官司。他曾简洁明了地道出律师的特点——公众可以憎恨罪人,但律师必须保护罪人的辩护权。
  一年来,随着中央委员会原委员、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等高官相继走上法庭,他们的辩护律师也受到高度关注。有人指责这些律师:“为人渣做辩护的人也是人渣。”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还是用律师特有的严谨告诉大家:“犯罪嫌疑人虽然是高官,但他们也是公民,享有平等的辩护权。”
  王兆峰:“赢得薄熙来的信任很难”
  因代理薄熙来案的一审(2013年8月)和二审(2013年10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李贵方和王兆峰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李贵方1957年出生于内蒙古,中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和大队团总支书记。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吉林大学,直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便留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任教。1993年,他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在已是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如果说李贵方更具“学院派”色彩,王兆峰则多了些官方经历。王兆峰1969年出生于河南许昌,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检察院工作多年,2006年才出来做律师。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王兆峰先对自己做了个简单介绍:“我主要负责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仲裁等领域的案件,但我从未想过竟会成为薄熙来的辩护律师。”
  环球人物杂志:薄熙来的家人大约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你们的?
  王兆峰:好几年前,我们律所的律师在一次会议上和薄熙来的家属认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大概是2012年秋天,他的家属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为薄熙来提供辩护。
  环球人物杂志:他本人是什么时候认同这一委托的?
  王兆峰:在2012年11月我们和他第一次会见的时候,他简单问了些情况,就认同了。当时的认同只代表我们可以开始为他辩护了,如果中途他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提出更换律师。后来,因为各方面沟通都比较顺畅,他对我们也比较信任了,到了二审的时候,他主动确认由我们继续进行辩护。
  环球人物杂志:得知薄家要请你做辩护律师,你是什么心情?吃惊吗?
  王兆峰:不吃惊,只是觉得人世间有些事情很奇妙。我研究生毕业曾到薄谷开来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面试过,因为办不了北京户口,所以我放弃了;重庆“打黑”的时候,我代理过涉黑案件,重庆当时在薄熙来治下,我与他算是有某种精神上的交流;后来,我在辽宁锦州代理过的最大的涉黑案是王立军办的,也算和薄熙来案件中的人物有了某种交集;直到这个案子,我又成了薄熙来的辩护律师。
  环球人物杂志:有媒体披露说,你们和当事人薄熙来共会见了20多次。这么多次会见是否能保证独立进行?
  王兆峰:次数比这个要多,大概有几十次。基本上能保证独立进行。会见时,没有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但有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比如怕他情绪突然激动做出点出格的事情等,会有监管人员在旁边照看着。
  环球人物杂志:你们和当事人之间隔着栏杆?
  王兆峰:对,但没有玻璃。
  环球人物杂志:每次会见的时间有多长?
  王兆峰:有时候一见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甚至弄到晚上很晚,得留在那里吃晚饭。那段时间,我们把别的业务全部放下了,专心致志做这个案子。尤其到了后期,要为开庭做准备了,得和当事人进行比较充分的沟通,会见的次数也就相对频繁些。有段时间跟上班似的,几乎天天去,最多的时候一周去五六次。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都是司机拉着我去,(去了后)在那儿躺着谈。去得多了,那里的哨兵都认识我了。我还开玩笑说,像这样每天都去“上班”,时间一长,他们(哨兵)都不知道我是律师还是秦城监狱的工作人员了。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李律师和你,还有助手吗?
  王兆峰:我们通过和办案单位沟通,最后找了个助手,帮我们打打字、整理整理卷宗资料。除了我们3个人,就再没有其他人参与了。为了保密,我们还专门弄了个保险柜,有5开门书柜那么大,把所有的卷宗、材料都放在保险柜里。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李律师和我两个人知道,我们要是不在场,谁也动不了这些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有些给犯罪高官做过辩护的律师曾对媒体表示,第一步的难点在于取证。这次的案子,你觉得取证难吗?
  王兆峰:取证难其实是个共性问题,高官犯罪案件的取证是难上加难。这类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往往牵涉国家或某地的一些机密,这些证据的保存规格较高——要么是保管这些证据的部门规格较高,要么是掌握、了解这些信息的人的级别较高,所以相对应的程序会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合理的方式是让法院去调取证据。这次案件,前半程主要是侦查机关取证,后半程主要是法院取证。
  环球人物杂志:你们跟检方和法院沟通起来是否顺畅?
  王兆峰:不管哪一方,大家都是很谨慎的,谁也不愿意在程序上出现错误,沟通起来基本顺畅。
  环球人物杂志:代理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案子,你是不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王兆峰:这是肯定的。薄熙来在案发前本身就是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政治人物,案情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宕起伏,宛如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被告方的律师,你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
  另一种压力来自薄熙来本人的疑虑。比如,担心我们会不会前半截好好辩护,后半截糊弄事儿;或者庭前和他说得好好的,到了庭上就消极辩护,等等。但正如我们在庭审最后阶段发表辩护意见时提到的:也许在法槌最后落下的那一刻,他才终于明白,我们律师还是忠于职守,对当事人负责的。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薄熙来最初和你们接触时,对你们心存疑虑,那么双方怎样正常、有效地沟通?
  王兆峰:在整个案子的诉讼过程中,我们任何内心变化都很容易被他捕捉到。比如,在谈到某个问题时,我们稍微皱下眉头,或者沉思一下,他马上就会想:是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某份证据?对某个问题产生了疑问?面对这样的当事人,要赢得他的信任很难,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毫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当一个倾听者,既要倾听他的说法,有时还要琢磨他的弦外之音。只有真正听懂了,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他讲些什么?讲政治,讲人际,我的阅历都没有他丰富。所以,我跟他讲法律。比如,和本案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什么,背后的涵义该作何解释,我们掌握了哪些证据,这份证据在法律框架内该如何评价,等等。你得靠自己的专业知识让他认识到“术业有专攻”,让他真正信任你。他曾经这样说:“有些问题我的确没有想到,而且你们看问题、梳理证据、运用证据以及把证据和法律结合起来的这一套职业本领我的确没有,我只能依赖律师来帮我。”
  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有些分寸的把握还是很微妙的。比如,有的证据对整个案件的发展可能意味着机遇,但这个机遇刚刚露出端倪,我们无法对其最终可能产生的效应做出精确评估。所以,有时候发现一个有价值的证据,我们可能会简单提示一下,但在距离开庭时间较远时不能和盘托出。只有在通过与其他证据进行比对,对该证据的指向性比较肯定时,我们才会跟他交流得更深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每天庭审结束后,你们会和当事人就当天开庭的情况进行沟通吗?
  王兆峰:当然,得总结一下当天开庭时把哪些问题说透了、说到了,第二天要讨论什么罪名,针对这个罪名,应该做哪些准备,等等。我原以为,薄熙来是一个粗线条的男人,可能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没那么在意。但近距离接触后发现,他还是比较细的。比如庭审时,哪个袋子装什么资料,哪天开庭时用哪一份,他都装得整整齐齐,理得清清楚楚。庭上说到哪个资料,他“啪”地就能拿出来。这其实也变相对律师提出了要求——你必须一丝不苟,必须对案件的细枝末节都要注意到、考虑到。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一直追踪这个案子,你有没有感到被舆论干扰?
  王兆峰: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法律的严肃性有些被破坏了。在我看来,一些媒体这样做的效果不是很好,法官不是在一个平静的氛围中作出判断,有些人把一个刑事案件多多少少当热闹看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特别警惕跟媒体接触。律师所调动的一切社会资源,必须有利于案件的处理;如果一个因素引入后会让案件更浑浊,或者偏离它应该走的法律轨道,这种破坏性因素就应该特别警惕。
  环球人物杂志:从2013年8月22日第一次上庭开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微博上对庭审进行图文直播,这对你们的辩护有没有影响?
  王兆峰:第一天上庭,我们的注意力全在法庭上,都不知道有微博直播这回事。晚上回到住处,才听其他人说起来。我觉得这是好事,增加了透明度。但是我们该怎么辩还怎么辩,不会受到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案子的判决结果,和你开庭前的预期差别大吗?
  王兆峰:实际上很多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很难预见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一切皆有可能。我唯一要把握的就是,我自己能做什么。我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东西我没办法左右。
  环球人物杂志:此案已经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也就是对薄熙来执行无期徒刑。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之前涉及到的薄熙来在法国的别墅,能收回来吗?
  王兆峰:那个房子现在毕竟在姜丰(音)名下。下一步该怎么追索?姜丰能不能配合?这些都是复杂问题。另外,房屋所在国对我国的司法能不能承认?能承认到什么程度?这是境外财产的追索问题,得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高子程,做陈良宇的“医生”
  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2008年4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没有提出上诉。陈良宇的代理律师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子程。他出生于1962年,是资深的刑事辩护律师,代理过很多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包括2006年的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原行长张恩照受贿案,2007年的原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受贿、玩忽职守案,2009年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案,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贪污案等。当媒体把高子程辩护过的被告人罗列出来时,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幅“救援贪官图”。2013年12月2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会议中心见到了他,了解了他为陈良宇进行辩护的始末。
  2006年夏天,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案发,牵出陈良宇。同年9月,中央决定免去陈良宇党内一切职务。2007年7月26日,陈良宇被开除党籍公职,其涉嫌的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
  两个月后的一天,高子程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位中年女士的电话。该女士自称是陈良宇的妻子,询问高子程是否愿意为陈良宇辩护。高子程说,对方的声音非常平静,感觉她应该是个有涵养的人。高子程决定让她来北京面谈。
  几天后,高子程见到了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她穿着简单,说话得体,一直是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进行表述。”曾有媒体报道,黄毅玲告诉高子程,陈良宇出事后,上海方面推荐过很多律师给她,也有人毛遂自荐,但她本人“更看重律师的低调和对隐私的保护,然后才是业务水平”。对此,高子程予以了澄清:“这是媒体的误读。她确实很看重律师的低调,她觉得这样的律师更能一门心思钻研案情,但是业务水平才是她选律师的首要条件。”综合考察了案情后,高子程认为此案“有辩护的空间和把握”,决定接受聘任。
  2007年10月,高子程第一次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陈良宇。“他穿着西装,头发整洁,但精神状态不好。”刚开始,陈良宇以为又是检察院提审,非常不耐烦。得知对方是妻子委托的律师后,陈良宇有些激动。他迫不及待地问了父亲的身体状况,还“很关心外边的情况”。
  在秦城监狱,高子程一共会见了陈良宇4次。高子程说,从他接手这个案件起,自始至终检察院、法院以及主管律所的司法局都没有人跟他特别交代过什么。“司法程序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干干净净,顺顺当当。”
  由于曾为多名高官辩护,高子程对高官的心理状态非常了解。“他们对法律的态度一般分为3种:能听懂法律,也愿意尊重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听懂法律,但坚持自己的想法;听不懂法律并坚持自己的想法。”高子程认为陈良宇属于第二种:表示愿意配合律师的工作,但并不认为律师的辩护能起多大作用。“他的基本心态是:我已经坐到这儿了,组织上也把我‘双规’了。处理是肯定的,只是轻和重的问题。”
  高子程告诉陈良宇,“你可以继续坚持你有罪的陈述”,但辩护人的地位是独立的,上庭后会据理力争,详细说明罪名不成立的理由,法官并不会因为辩护人的态度认定被告人态度不好,“陈良宇表示听懂了”。接着,高子程又给陈良宇解释他被指控的3个罪名——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分别是什么意思,还解释了什么情况下属于犯罪,什么情况下不算犯罪。陈良宇听得很认真,还做了记录。
  虽然陈良宇本人认罪态度良好,但在上海一些机关取证时,高子程碰到了难题。他去调查社保基金的问题,有关部门拒绝配合他取证,有人说:“陈良宇那么大的官都被国家查了,我怎么能给他的律师作证呢?”检方还指控陈良宇利用自己的影响,使父亲在置换房屋的过程中获利94万元差价。高子程请求调取陈父旧宅的估值,也被相关机构回绝了。无奈之下,高子程只好另想办法。他了解到,紧邻陈父旧宅且面积更小的一处房屋在2005年以250万元售出,这一价格比陈父置换的新房价格还要高。他由此取得了旁证,证明陈父置换房屋的价格不高于市场价格,陈父无巨额获利。
  尽管法院最终没有采纳这个旁证,但高子程后来在多种场合讲课时都提到设法取证的意义:“律师既是当事人的‘医生’,又是他们的‘军师’。一方面,要做高官的心理工作,让他们信任律师,尊重法律;另一方面,又要善于谋略,在合法范围内找到最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思路和方案。”
  陈良宇案最先交由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后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3月2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案。公诉人与高子程争论的焦点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成立与否,以及受贿罪当中的部分金额是否存在。高子程的辩护意见是:陈良宇主观上没有明知违规而故意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目的,他同意将社保基金在提供足额担保的条件下进行融资,希望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6%,弥补存放银行而造成的通胀损失。
  庭审进行了整整一天,控辩双方辩论得非常激烈。最后一轮辩论快结束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当时,控辩双方正在争论陈良宇有没有利用职权,帮助其弟陈良军从土地交易中获利。陈良宇突然打断辩论说:“你们不要再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事后有媒体说,陈良宇完全不懂法,律师白辩了。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高子程揭开了谜底——这是他与陈良宇商量好的一出“戏”。双方的“策略”是合理分工:高子程负责积极辩护,亮出全部证据,而陈良宇则负责适时检讨。“他在辩论快结束时打断发言,一方面我们辩护律师已经将观点阐述清楚了,被他打断也不影响法院做判决;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态度好。”随后,在做最后陈述时,陈良宇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审判长表示:“陈良宇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认罪态度很好,回答问题实事求是。控辩双方一致认为,陈良宇配合工作,积极退赃,合议庭在合议后会积极考虑的。”
  2008年4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良宇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三宗罪最终认定了两宗,玩忽职守罪被拿掉了,高子程的辩护策略有效。但是,高子程还是认为18年量刑过重。可陈良宇考虑过后,最终放弃了上诉。“他觉得上诉也就这样了,他的底线是,只要不判无期就可以了。”
  高子程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代理的高官案件越来越多。他不会刻意回避高官客户,但要根据是否有辩护的空间和把握来选择案件。据此,他就放弃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高子程说,刘志军家属最早委托他和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的戚晓红共同代理辩护,签了合同,交了费用,但他们6个月里4次申请会见被告人,都被拒绝。后来,坊间传言刘志军受贿30多亿元,而高子程又无法会见被告人,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认为,如果坊间传的数字是真的,刘志军很难保命。“刘志军生命不保,作为辩护人,我接受不了,唯一的选择是想办法退出刘志军案。”后来,刘志军的家属告诉高子程,组织上给他们推荐了律师。高子程和戚晓红于是借机解除了委托。事后,他们才知道,刘志军的受贿额为6000余万元,30多亿元纯属谣言。
  有人形容高子程是“高官辩护专业户”,高子程大呼误会。他说,他不是“专业户”,20多年的律师生涯中,刑事案件只占1/4,商事纠纷、知识产权、企业顾问才是他的主业。“只不过是因为高官案件里的高官大多受人关注,辩护律师因此被提及,其实辩护律师只是拔出萝卜带出的泥。”

  钱列阳:“刘志军谈法律头疼”

  最终为刘志军辩护的是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和他的助理娄秋琴。钱列阳196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从1994年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曾经承办2000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2006年的南京市委原书记王武龙受贿案,2010年的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受贿、滥用职权案等影响较大的案件。
  钱列阳接到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刘志军辩护的通知书,是在2013年2月1日。“因为法律上有规定,如果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必须要有律师辩护,就如同未成年人必须要有律师辩护一样。如果自己不肯请,那就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钱列阳说,法律援助中心也没有对他做什么特别交代,一切与他承办的其他法律援助案件无异。相比普通刑事案件,这些指派案件收入很少。“按规定,指派案件每个阶段的律师费是1200元,如果两个阶段连起来,则第二个阶段减半。比如刘志军案,审查起诉阶段是1200元,审判阶段是600元,加起来1800元。”钱列阳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开玩笑说,“我一次次开车跑到昌平小汤山的秦城监狱,光油钱就得好几百。但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案件,我作为律师是不能拒绝的。”
  2013年2月6日,钱列阳前往秦城监狱,第一次会见刘志军。双方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钱列阳向刘志军简单介绍自己后,刘志军看了看他说:“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签字。”钱列阳明白了,刘志军不相信法律。“薄熙来相信法律,他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进来两年了,他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也不想找律师。我是他见的第一个律师。”
  会见中,刘志军非常抵触两个话题,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高铁,他说“谈法律头疼,谈高铁心疼”。他和钱列阳谈历史,还向钱列阳推荐了一套书——作家岳南2011年所著的《南渡北归》,讲的是近代文化名人梁思成、林徽因、胡适、傅斯年等人在乱世中的颠沛流离。从秦城监狱回来后,钱列阳特地买了一套。厚厚的3本,他认真研读起来。
  第二次见面是2013年春节后,刘志军仍然回避高铁和案情。“他反复说,‘对我的指控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最好的辩护是不辩护’。他不仅自己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钱列阳打了个比方,“刘志军的态度就好比是,‘这是一杯啤酒’,我已经签字承认了。那你就站在‘这是一杯啤酒’的基础上来说,别打开盖说这是茶。”
  但钱列阳后来变得“强硬”起来,他对刘志军说:“抛开刑事责任,你为高铁做的工作我很尊重。也请你理解律师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为被告人做辩护,即使你都认罪,我也要做罪轻辩护。既然我尊重你,你也得尊重我。”刘志军听从了他的意见,双方的话题终于转移到高铁上。后来,再与钱列阳会面,刘志军表达了歉意:“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见时,我有点失礼了。”此后直到庭审,刘志军都很配合律师的工作。
  外界曾盛传刘志军极为迷信,喜欢占卜。最后一次会见时,钱列阳的助理娄秋琴决定问问这个问题。意外的是,刘志军没有回避。“他说每次高铁开工前都会找人选个黄道吉日。以前没选好,开工就会下雨;选好了,就没下过。”
  有铁道部的老同志曾回忆刘志军霸道蛮横,“想用你时你就升,不想用你时你就滚,有时三更半夜把你喊来开会骂一顿,让你摸不着北”。身陷囹圄之后,刘志军终于有所反省。他跟钱列阳说:“曾有一次,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告诉我,人要等到60岁以后才懂事。我一直没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明白了。你看我今年(2013年)60岁,我现在才开始懂事。”
  2013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志军案进行庭审,只用了3个半小时。时间之短,出人意料。有人质问:该案有没有进行真正的辩护?钱列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其实在庭审之前,已经开了庭前会议。“很多人不知道有庭前会议这回事,我们扛着投影仪、带着案卷到秦城监狱开了整整一天,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参加。该做的都没有省略,控辩双方争议的许多内容在庭前会议上已经处理完毕。如果没有庭前会议,都集中到法庭上审理,至少要两三天。”
  “到了庭审时,控辩双方的辩论主要围绕两笔共计4900万元的钱款怎样定性展开。这两笔钱款是丁书苗为刘志军办事支出的,我们认为,刘志军并没有成为这两笔钱的所有权人,能否认定为受贿在刑法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钱列阳说,双方就此辩论了1个多小时。
  2013年7月8日,法院最终认定,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那两笔钱款,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性质,据此认定刘志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并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志军对被指控的事实和罪名都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不会上诉。
  刘志军的妻子曾希望钱列阳“保刘志军不死”。当她得知是死缓时,对审判结果“很满意”,并一再向钱列阳和娄秋琴表示感谢。钱列阳说,按惯例,刘志军日后会获得减刑。“两年以后,死缓一定会转成无期,服刑若干年之后再转成有期徒刑。这并不是刘志军、薄熙来这些高官享有的特权,所有被告人都一样,这也是国际惯例。”
  目前,钱列阳手头上还有几个涉及政府官员的案件,但他认为,“隐私权高于知情权”,在审判之前不能向记者透露案件任何信息。

  王耀庭,让陈希同重新认识法律的价值

  与前面的3位律师相比,王耀庭的资格更老,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律师之一,有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刑事辩护见长。早在1993年,王耀庭就曾代理过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案。1997年,王耀庭因代理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而闻名业内。钱列阳等人提到他时,都尊称他为“前辈”。
  据说,王耀庭走上法律道路,是受一部电影《历史的教训》启发,电影讲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庭上慷慨激辩,驳斥所谓“国会纵火案”的指控。上世纪60年代,王耀庭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把这部电影看了十几遍,萌生了做中国的“季米特洛夫”、当大律师的梦想。1976年,“文革”结束后,司法机关人才紧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从“市优秀教师”的行列里发现了口才、文笔俱佳的王耀庭,将他调入法院。后来,王耀庭成为北京市第二律师事务所主任。
  据《法制晚报》等媒体此前的报道,王耀庭成为陈希同的辩护律师,还得从他打赢的一场官司说起。1991年12月23日,两名年轻女顾客在国贸中心所属的惠康超级市场购物,遭到两名男服务员无端怀疑,被解衣、开包检查,查实无辜才得到放行。此事被媒体报道后,评剧演员新凤霞的丈夫、剧作家吴祖光写了一篇评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不料,国贸中心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为由,提出诉讼。吴祖光于是聘请王耀庭作辩护律师。王耀庭以“正当的舆论监督应受法律保护”为由,打赢了这场官司。从那以后,王耀庭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成为朋友。1995年,王耀庭决定离开“公立”律所,自办合伙制律所,吴祖光给他的新律所取名为“逢时”。
  上世纪90年代,陈希同的秘书陈建因涉嫌受贿被捕,陈建的家人正巧是吴祖光的朋友,他们请吴祖光帮忙推荐一个好律师,吴祖光就把自己信任的王耀庭介绍给了陈建。不久,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因涉嫌挪用公款、受贿被捕,陈希同的家人又通过陈建的家人联系到王耀庭,请他作陈小同的辩护律师。到1997年,陈希同案进入法律程序后,其家属再次找到王耀庭,请他继续为陈希同辩护。
  陈希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六个被送上法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5人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陈伯达)。所以,这起案件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但是,大量的媒体曝光,让公众形成了“未审先判”的心理,这给辩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到底该不该接手这个案子?王耀庭内心有过矛盾。十几年的从业经历告诉王耀庭:如果律师的加入能使本案的审理更加客观公正,对中国法治进程来说,这就是一个契机。于是,1997年9月30日,王耀庭接受了陈希同家属的委托。
  但是,陈希同本人的态度十分消极,对律师抱着怀疑和抵触情绪,总是说“爱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吧”。王耀庭在会见陈希同时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我跟陈希同介绍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历程,律师的作用,也列举了一些律师辩护成功的案例。我告诉他:‘努力,而不是等待。’”陈希同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在律师委托书上签下了名字。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王耀庭仔细研究案情,为陈希同制定了辩护方案。
  1998年7月,陈希同案一审开庭。根据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庭审节录,审理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陈希同在对外交往中接受的礼物,是否都转交给了外事部门,有无占为己有的情况;另一个是陈希同指示和纵容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八大处和怀柔范各庄新建两处豪华别墅,是否存在玩忽职守的罪行。前一个问题,陈希同在大量的物证面前,承认了自己接受礼物,但否认自己占有,说打算将这些礼物转交给北京市政府外办,或捐赠出去。后一个问题,对那些豪华别墅,他承认“反正都已经盖了”,但又称“我没有私人占有”,并请求法院核实。
  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陈希同情绪低落,已经没有上诉的欲望。王耀庭受陈希同家属的委托,再次与他会面,帮他分析利弊,说服了他同意上诉。当时有人问王耀庭,上诉能改变原来的结果吗?王耀庭说:“我做的事,意义在于未来。”
  在二审中,王耀庭根据“事实证据之外,还要看主观方面”的原则,提出陈希同占有礼物方面的主观故意不明显,要求二审对有关证人证言加以核实;根据“一事不再理”(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的原则,提出陈希同已经以辞职承担了玩忽职守的责任,不应再承担刑事责任。但二审最终维持了原判,对这个结果,王耀庭很坦然,认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王耀庭的辩护也令陈希同重新认识了法律的价值。案件审结后,陈希同希望王耀庭继续担任他的私人法律顾问。王耀庭说:“给陈希同这样的特殊人物做法律顾问,工作繁琐,责任重大,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对陈希同的要求,作为律师,我没有理由拒绝。”
  在北京市司法局请示司法部同意后,王耀庭担任了陈希同的私人法律顾问。那以后,王耀庭每周都要与陈希同会见。陈希同遇到法律问题,王耀庭会随时赶去,提供法律帮助。王耀庭说:“我是一个最看重律师职业道德的人,我既然做了陈希同的法律顾问,就要尽心尽力为他提供法律帮助,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客观与公正。”2006年,陈希同保外就医。2013年,陈希同去世。王耀庭也淡出了辩护舞台。

  为高官辩护体现我国司法进步

  任何被告人,包括落马高官在内,都享有平等、合法的辩护权,这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内容。落马高官的辩护权从无到有、从不充分到比较充分,这个变迁过程,正是我国司法进步的缩影。
  如今,薄熙来、刘志军、陈良宇等人有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他们的“前辈”——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专员张子善等就没这样的待遇。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由此否定了律师辩护制度。1952年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不但没有律师辩护,连自行辩护也没有。刘青山说:“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来教育全党……在历史上说也有用。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
  直到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才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而在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建立。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尚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再度奄奄一息。大多数辩护律师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被划为右派。“文革”时期,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辩护制度彻底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委托律师等为其辩护。该法被钱列阳称为我国“第一代刑事诉讼法”。此时适逢中央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还为此成立了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司法部则指定了4名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并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据张思之回忆,江青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她十分嚣张地对法官说:“我怕过谁!”还在法庭上高喊那句当时的流行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由于当事人的不配合,在审判江青时,律师的辩护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经过辩护,张思之带领的“两案”辩护律师组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宗罪行。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王耀庭代理陈希同案轰动一时,但“启蒙作用”有限。本世纪初,落马高官在审判时依然讲究“淡泊明志”“不跟党辩论”,不懂如何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死刑。他说:“我一直表态说不请律师。犯了罪,我负法律责任,接受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我不愿在法庭上与党辩论。我年纪已近古稀,不会再给党抹黑。如果法律规定必须请,我就请。”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的态度则是:“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
  从行使辩护权的角度来看,在落马高官中,陈良宇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一方面,他和律师积极配合甚至“演戏”,另一方面他又同以前的高官一样积极认罪。此案过去5年后,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该法进一步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比如,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提前到“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钱列阳认为,随着立法上对辩护制度的完善,能够利用辩护权来保护自己的落马官员的比例在升高,目前约占一半左右。钱列阳尤其提到了薄熙来案的重大意义,“抛开薄熙来的犯罪事实和他造成的危害不讲,控辩双方的庭上激辩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是个典型的例子”。现在,钱列阳为政府官员讲解职务犯罪的法律知识时,课堂上静得出奇,官员们都在认真记笔记。
  但目前,为高官辩护仍然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是有些高官“自暴自弃”,认为不管有没有律师,不管谁担任律师,审判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此,高子程认为,“不能因为被告人的态度,就轻易放弃被告人最大程度的合法权益之追求。律师对刑事法律的了解程度,对事实、行为性质的判断水准和准确度,要高于被告人,所以要保持独立辩护,不受被告人观点左右,也不受办案机关的观点左右。如果律师一开始就顺从被告人和办案机关,那辩护的意义就丧失了,就像医生无原则地顺从患者和家属,治疗的意义就丧失了”。
  在高子程经手的案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高官案件并非“难以改变结果”——2009年,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被控受贿近2亿元,被判处死缓;而同一时间,被控受贿1亿多元的首都机场集团原总经理李培英、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均被判处死刑。高子程为陈同海辩护时,调取了50多份新证据,证明其中1.5亿元受贿款有疑义,为陈同海争取到了缓刑。
  王兆峰也谈到,正因为“高官案件受到各方的影响,有些环节上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有‘未审先判’的心理,觉得‘过程中的某些东西马虎点没关系’,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有时还未必有普通案件做得好。这就恰恰需要律师好好分析、甄别证据,将问题梳理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在这类案件中的发挥空间更大一些。”
  其次,律师“取证难”仍然制约着他们为高官辩护。王耀庭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律师归法院领导,享有干部身份,是占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和会见被告人的权利,那一时期堪称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但在1997年,律师法将律师由“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同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律师等“社会中介机构”要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律师与法院取消“身份绑定”后,律师界通称的“三难”问题开始暴露——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造成“三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民众以“无配合义务”等为由阻碍、拒绝甚至故意刁难律师调查等等。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三难”做了细化规定,明确了相关责任人的义务,辩护律师的“三难”困境开始有所改变。律师与薄熙来会见了几十次就是一个例证。
  在钱列阳看来,辩护律师就像天平一头的砝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制约公权力;而公诉人打击犯罪,好比天平另一头的砝码;中间那根轴是法院,两头的砝码互相制衡,才能达到司法公正。“2014年是我执业的第二十个年头,这20年来,让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的专业素养都在提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案要案的法庭辩论,有时就像是在开批斗会,法官、检察官集正义与力量于一身,非常亢奋。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就案论案,就法论法。无论高官还是平民,无论办案人员还是辩护人员,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法律,有很强的法律意识,让法律事实更接近客观事实,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就更完善。”

豪门观察:土地信托新局

编者按:豪门观察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成功学堂】的细分栏目,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推动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土地信托新局》由中信信托、万科地产等推荐。

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状态及土地流转的巨大需求,为新型土地信托的实践提供了空间。这一新模式在理想状态中会给农民、地方政府、信托公司、土地承租方带来不同收益,但在多重制度建设仍付之阙如之际,新模式能否稳健良性运行,各方仍在摸索

  2013年10月10日,以新型土地流转信托产品首单“花落”安徽宿州为标志,借助土改新政及信托公司这一新角色介入的双重助力,在政府性土地信托之外,农村土地信托新开了一局。
  如此或可带来多方获利。首先,在目前制度安排下,农村土地确权完成后将有两个难题随之而来:一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落实;二是土地不撂荒并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使用。因此,作为两者连接点的土地流转进行时,应找到一种既让农民流出土地后获得稳定收益,又帮助各类主体流入土地后获得足够金融支持实现土地高效利用的模式。
  这一模式该是什么样子,政府及农户、企业等主体以往已多有尝试,包括政府性土地信托机构、土地股份合作社、工商企业直接承租等。但往往囿于政府角色受限、参与方规模太小等原因制约,既难以确保农民利益真正合理实现,亦无法实现金融入农,探索新型路径的紧迫性一直存在。
  信托业近来回归“本源”的需要,亦成为其积极探索土地这一新领域的原因:到2013年底,重新起步七年的信托业在资管规模迈入10万亿元大关后,受制于通道业务日益收窄、资管业务全面放开的双重挤压,各公司不得不在单纯融资业务外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土地信托为代表的主动管理业务,可能正是其转型与创新的重要途径。
  新型土地信托目前的含义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及承包经营权不变前提下,将一定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由其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其利益或特定目的,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管理。信托体系权、责、利分离的制度特性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契合,与领导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针对农村土地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路,为这种新探索提供了空间与支持。
  与由政府出面成立公司作为受托人相比,除推动已有土地信托走向标准与规范之外,专业信托公司成为受托人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好处:一、实现土地“纸上确权”及高效利用;二、土地权益虚拟化后变成农民“可携带”的资产,农民的信托凭证如能在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下通过交易市场转让,亦可为多方带来收益;三、信托公司为金融介入农业生产提供扶持。随着模式成熟度提高,它还可朝信托资产综合经营、集体建设用地及宅基地使用权信托等领域拓展。
  但亦不容忽视的是,土地信托和互联网金融一样,都仍处于模式探索初期,政策及法律底线的模糊既为探索带来了巨大空间,亦可能因此埋下不少隐患。
  首先,农业经营相对高的风险与农民要求持续、稳定的收益间存在矛盾。在不改变信托土地农用(或种粮用)前提下,土地流入方是否能找到比农民个体更高效、利润更丰厚的生产领域及方式,且在目前农业保险体系仍相当不健全的前提下化解自然及市场风险,保证农民收益的稳定兑付及满足各方盈利需求以免农地他用,是考验这一模式能否存续的头等难题。而在地方政府身为土地信托委托人前提下,一旦出现盈利风险,农民可能会面临“找信托公司无根据,找政府无能力”的窘境。
  而这将随即引出“谁来承包”的难题:如土地流入方体量不大,信托公司的获利空间亦将相应受限。除大型企业之外,它们是否有积极性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由农民主导的中小规模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合作,能否找到能让双方获利的合作模式,将成为其避免“资本下乡圈地”的关键。
  第三,与理财信托相比,土地信托这类事物管理信托将会对信托公司提出全方位的高要求。而目前信托公司没有公开对农民作出土地信托收益刚性兑付承诺,为减少风险,或应在受托人审慎投资义务的认定标准、受托人违反审慎义务的责任及受托人的免责事由等方面作出明晰约定。此外,在信托登记制度缺失制约下,为保障农民利益,土地信托的盈利分享机制亦亟须透明。对此难题,学界目前的建议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及土地监察人制度(或引入第三方机构)对信托利益进行确认。
  除此之外,土地信托还存在应建立明确可操作的农户退出机制等一系列难题。为了对此进行防范,地方政府在以往的试验中已进行了多种尝试,包括成立多级服务中心提供土地流转的全程服务等。在信托公司成为受托人、政府直接参与者身份淡化之后,其在对收益确定依据、税费制度、产权的流转补偿与变更登记等方面的职责或应加强。
  而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找到解决途径之前,土地信托的适用范围或许不应过分夸大。假如各类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又能获得金融扶助,为避免出现大量失地及农地非粮化或非农化大量出现等诸种问题,农民和信托公司的关系可能还需重新定位。
  “土地信托虽好,但它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如果你想的跟农民想的不一样,一榔头把土地敲坏了,是要贻害后人的。所以它还要研究得再深一点,并且得有这个资质的公司,才允许去尝试探索。”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近日表示,“此花不许凡夫采,留与蟾宫折桂人。”这或许能代表目前官方对土地信托的态度。

  多方热推

  “信托公司参与土地流转”这一概念,实际已在信托业内酝酿多年。
  从2001年起,土地信托模式逐渐在浙江绍兴和湖南益阳开始探索,其流转中介为地方政府设立的土地信托公司或土地信托服务机构。农户把分散的、小块的农地交给土地信托机构,由其统一归集、整理后通过出租等方式流转给专业农业经营公司或种粮大户,承租企业(大户)每年支付土地租金,由信托机构统一分配给农民。
  这些由政府设立的信托机构,大多既无金融牌照等合法身份,也无法对接金融资源,难以做大。
  而最终这一概念能够以“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下称“宿州项目”)为名,首先在位于安徽西北部的宿州市桥区落地,至少源于当地各级政府、土地经营者安徽帝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帝元生物公司”)及中信信托三方的共同推动。
  作为中国最大的县级区,总面积2868平方公里的桥区中共有191万人口,其中133万人为农业人口。因地处煤炭基地,当地有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或当矿工,使之成为全国率先开展土地流转试点的地区之一。
  2010年8月,桥区进入全国首批52个现代农业示范区行列;2011年11月,宿州市被列入农业部力推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大名单后,又由桥区承担组织创新等试验任务。当地农业部门对这两块“金字招牌”的解读是——前者试验生产力如何提高,后者试验生产关系如何创新——它们正是土地信托等制度创新在此萌生的重要保障。
  屡获政策红利助推之下,桥区对推动土地流转的积极性颇高。按其“十二五”规划,当地将在原先基础上继续“有序开展村庄布局调整和土地整治,继续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
  但在这一过程中它也遇到了推进土地流转的共性问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依然较低、农业生产资金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影响经营效益。
  正因如此,在土地信托这一“土地流转升级版”概念出现时,区一级地方政府作为统筹方,成了积极参与者之一。
  有参与积极性的还包括村集体及乡镇两级行政单位,原因是对其来说,土地“确权确地”是一件“费力难讨好”的事情:首先,目前此项工作的成本谁来承担尚无定规;其次,“有的家庭实际拥有的土地面积大于承包土地面积,有的则小于承包土地面积,最高误差会超过50%。”安徽宿州市现代农业办公室副主任徐志连称。
  “流转是土地确权的目的,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但目前的情况是真正实现确权确地非常困难,如果要做到非常精确的话,会导致很多麻烦,不如采用‘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将其流转出去。”桥区朱仙庄镇塔桥村村支书沈加亮说。
  此外,对于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主要参与者帝元生物公司来说,推动土地信托的积极性则更为充足。
  帝元生物公司于2011年由安徽和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下称“合肥研究院”)在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创立,其主业为生产“化肥养分控释剂”。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董事长张一言曾任安徽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
  2011年9月,帝元生物公司与宿州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五年内在桥区朱仙庄镇通过流转土地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基地规划占地2.6万亩,分三期完成,由帝元生物公司为实施该项目专门注册的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帝元农业”)具体负责运营。在2012年时,这一项目又被各方进一步完善设计成粮食丰产工程、规模化养殖、生物质能源、设施大棚农业、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五大板块,并以此为构架形成农业循环产业链。
  按中信信托项目分析,完成这条产业链的总投资额约为9.41亿元,主要包括温室、农业辅助设施、基础设施等投资。除启动资金2亿元外,这一项目原先设想中有三条融资渠道:一是申请国家及省市专项资金3亿元;二是向银行申请项目五年期贷款额度2亿元;三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融资约2.41亿元。
  至2013年底《财经》记者至帝元农业采访时,该项目一期工程中包括办公楼及现代农业示范园均已建成并开始使用,涉及两个行政村570户人家的5400亩耕地亦已流转完毕。包括缴纳2014年农民土地租金在内的投资已超过1亿元,加上各类新的资金投入,预计项目投资总额将超过10.5亿元。
  但设想中的融资渠道并不顺畅。原因除农业投资风险、高回报、低投资者兴趣不大外,当地一家商业银行行长亦指出,现行《物权法》《担保法》规定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这使得农地、农房抵押贷款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无奈之下,帝元生物公司一位金融行业股东建议尝试与信托公司合作,通过开发土地流转信托产品筹措资金,这与从2011年就开始研究土地信托的中信信托一拍即合。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原本两家不相干的企业,开始在皖北这一中国土地改革“热土”进行合作。

  角色转换

  中信信托介入原有链条后,它将在当地政府与帝元农业间扮演受托方与金融中介两个角色,凭借企业信用和融资能力满足其对接上下游的政治与经济双重需求。以此带来“鲶鱼效应”,会使整个链条其他参与者的身份均出现变化。
  整个模式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实现作为信托财产的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先是农户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转包合同》,再由村委会与朱仙庄镇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之后镇政府与桥区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最后由桥区政府出面作为信托财产的A类委托人与作为受托人的中信信托签订为期1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并向桥区农村土地流通部门办理信托登记备案。
  在土地碎片化严重等条件制约下,政府出面集中土地提供“反租倒包”服务,这是直接跟农户合作成本居高不下的中信信托和帝元农业所希望看到的。
  接下来,A类委托人桥区政府交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将由受托人进行整合后再次出租给原先的承包方帝元农业,此时的帝元农业已变身成为受托人的下游服务商,为受托人提供农地评估、流转等方面的服务,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等业绩指标按照《服务商合同》约定的方式作出相应承诺。
  这一合作设计,也在信托公司和承包者之间实现了双赢。
  按照双方协议:中信信托以掌握的土地信托资产为基础发行金融产品为帝元农业进行融资,后者因此得以获得资金去支付流转土地租金及项目建设及运营开支。而前者作为信托资产的受托方对其硬性规定:一旦出现市场性风险,将由其承担农民地租的差额补足义务。
  而与此同时,对于融资乏路的帝元农业来说,整个土地信托的制度设计则变成了为其“私人定制”的融资模式。它的身份虽由土地承包者变成了下游服务商,但其作为整个项目投资方的核心身份并未发生变更。
  中信信托方面透露,已进入操作阶段的这部分事务管理类信托,将构成整个信托项目的第一阶段。目前募集资金工作正在紧急推进,服务商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谈判进行招商招租。
  而以此作为基础,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为实现规模效益及项目的良性运营,提升土地产值,中信信托还计划对土地进行重新归集整理与开发,这一过程需要的建设资金,受托人会根据投资需求等决定发行适当规模的B类信托单位进行对接。
  此外,中信信托还将安排“第三类资金”信托计划满足上述两部分业务衍生的融资需求。具体而言,这一信托计划对接的是“土地流转业务部分”(由帝元农业)向A类委托人进行租金支付时出现的资金缺口,以及“土地开发业务部分”可能出现的暂时流动性支付问题。受托人计划开放发行(针对商业银行及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等)相应规模的T类信托单位募集资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上述多步骤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构化混合型的信托计划。在A类事务管理类信托基础之上,B类和T类信托单位两部分作为“资金信托”,将结合未来整个项目运作和资金需求情况来安排具体融资计划,并遵循“订单先行”原则来安排配套融资,期限也各不相同。有的期限可长达两年,而为解决流动性支付的资金信托计划期限则可能只有三个月。
  农户短期内的收益模式已相对确定:信托成立时发行的A类信托单位共计5400万份。农户持有的每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应1万份信托单位,每年按信托单位份额获得信托收益。信托收益两部分:基础部分是由帝元农业公司支付的每亩地1000斤国标三等小麦(按照2013年最低收购价格,约合1180元,假如市价跌破1000元,则仍以1000元计算。当地土地流转的普遍市价为600斤小麦价格)土地租金;在此基础上,中信信托亦向当地政府承诺,由其筹集基础设施改善资金对土地改造后的增值纯收益中,70%的部分将返还给农户,剩余部分则由融资方中信信托获得。
  据《财经》记者调查获悉,目前除农户之外的三方合作模式是:中信信托获得的5400亩作为信托资产的土地,正是2011年已由地方政府集体流转给帝元农业的土地。原先的土地流转合约共计20年,但为了让中信作为融资方介入,帝元农业同意将中信信托开始介入后的12年作为信托期限,由桥区政府重新出面与中信信托签订委托合同,它再以下游服务商的名义与其合作。
  帝元农业总经理张启民告诉《财经》记者,帝元农业在获得中信信托的外部融资支持时,其付出的成本有两种:其一为资金年息10%,其二是中信信托分享帝元农业的部分经营收益。
  “项目没有钱启动就是纸上谈兵,形成不了循环也没效益,拖着风险很大。不管条件是什么,中信信托能把资金注入,我们还是希望早投资早见效。何况中信信托为了进入这一领域给出的10%利息并不算高,能够接受。”张启民说。
  为让合作成立,由推动方变成委托人的桥区政府会给帝元农业提供贷款贴息。对桥区政府来说,这一模式运营起来对地方政府的利好也非常明显:
  其一,“金融机构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使得荒芜的土地再次得到利用,能够给土地带来更高的增值。”桥区现代农业办主任李大务说,“中信能够做到这一点,且愿意把增值的大头分给农民,这是其他竞争者给不了的。”
  其二,“帝元农业可能因为缺乏经验导致亏损以及拖欠农民租金,但中信信托则能够让农民实现‘背靠大树好乘凉’,风险降到很低。”桥区现代农业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助理蒋海涛说。
  第三,涉及养殖方面的活物屠宰、农产品深加工等项目的生产经营,可为当地政府创造GDP及增加税收。

  盈利关键

  “项目良好运行的前提是帝元农业项目能产生较高利润,以此支付农民租金、回报信托计划投资者,又满足自身业绩需要。这是整个信托计划成功的关键,也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中信信托相关人士对此单的风险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湖南省益阳市就遇到过类似困难。按照当地政府的设想,成立土地信托公司通过资本运作获得收益,投向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但因为资本规模及金融环境落后等原因,土地信托的造血机制一直未曾建立起来。
  而宿州项目的参与各方都认为,此次合作已构建起了大体清晰的盈利模式。
  就帝元农业来说,前端循环农业建设及后端下游产业链拓展,将成为其两条主要获利途径:
  首先,循环农业的做法是将现有的5400亩耕地分为五块进行利用。其中最大的一块近4000余亩作为基础农田,用以种植小麦、玉米以及大豆等传统作物。帝元农业将其交给一家国营农场运作,其利益来源是通过大型机械应用等集约化生产带来高效益,以此保证土地流转费用的兑付或略有盈余。中信信托近期亦在通过加强和拜耳公司等合作方合作的方式为其降低生产资料流通成本。
  第二块土地被用以建设大棚进行设施农业生产,主要种植反季节瓜果蔬菜和药材,预计每年可获利1200万元左右。
  第三块用以建设畜禽屠宰基地。帝元农业已与正大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前者融资建立现代化养殖场后出租给后者,后者以每年建设成本的13%作为租金交给前者,目前规模的建设投入为1.5亿元,租金收入可达1950万元。
  上述三块产生的作物秸秆及废弃物将通过第四板块“生物质能源化无害处置中心”和“大型有机肥料和机制肥生产基地”处理成沼气等产品,满足大田及设施农业种植需要后剩余部分将被出售。据测算,生物质能源年产沼气3000万立方米,40%用于并网发电,每年发电收入可达1600万元左右;60%用于提纯民用甲烷气,每年可获得2000万元销售收入;沼渣沼液制作有机质肥料,除自用外,还可获得销售收入600万元。
  目前来看,地方政府给予的多重财政扶持,也将成为帝元农业的重要盈利渠道。其可享受的补贴包括水利工程建设投资奖励资金等多项,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当地政府为了鼓励该项目上马即将给予的每亩地400亩小麦等值补贴。
  以上是帝元农业的盈利链条的第一部分。除此之外,它还计划与以色列商会合作发展设施农业,打造一个物联网、互联网和物理网三网合一的数字处理中心,由以色列方面负责生产管理,帝元农业按持股比例享受分红;同时,它还计划进入上下游领域,靠生产相关设备和种苗等获利。
  在刨除每年给予农民的租金、项目建设及运营成本及融资成本之后,张一言曾向媒体表示:整个项目2014年就能盈利,在未来三年内逐渐成熟,并最终复制到周边2.6万亩的土地之上。每亩每年的经营利润将达到0.65万元。
  另据中信信托测算,上述模式在2.6万亩土地上铺开之后,年生产成本约为49087.25万元,总成本费用为74140.84万元。在不计算资金成本前提下,项目年均利润约为16326.86万元,预计所得税为4081.72万元。按照生产年平均估算的总投资利税率为25%,内部收益率为21%(税后),投资回收期为7.52年(税后),总投资利润率约为17.35%。
  为了回归信托业务本源,中信信托给帝元农业开出了10%这个金融业内并不算高的资金利息,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也不收取惯有的信托手续费。因此,“目前做的这一单我们基本无利可图。”一位中信信托人士称,“为了项目试点财产性信托我们也做了让利,真正可能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后期资金信托的管理费。”
  对这一盈利途径,据《“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项目介绍》材料显示:除融资利息收入之外,中信信托的具体报酬分为固定信托报酬和浮动信托报酬,前者为B类、T类信托本金的1%/年,后者为实际地租收入扣除基本地租、需计提的土地整理投资本金及收益后余下部分的30%。
  至此,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收益来源已大致框定:项目运营的超额收益部分(包括浮动信托报酬、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收益等)和信托融资收益,以及帝元农业的经营收益分成。对于这个市场普遍猜测的模式,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表示,“信托合同的契约时间比较长,规模也比较大,因此还是能够获得不错的回报,但具体内容是商业秘密。”
  他还表示,“目前掌握土地类似互联网免费模式,当把土地集中到自己名下、背后有几千万农民的时候,除非脑子不好使,否则不可能找不到盈利模式。”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除正常经营成本之外,包括地方政府帮助信托公司落实整合土地都需要额外付出成本,上述理想状态下的盈利模型可能无法涵盖诸种超额成本。
  “正常提高收益的方法是降低成本,但(这种模式)与农民自种耕地相比成本大幅增加,且土地流转信托的收益完全仰仗于运营公司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利益增长点在于集约生产带来的高效益。”中融信托一位研究人员表示,土地信托因此必须形成规模效益才能盈利。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杨遴杰提醒,土地信托所提出的土地增值收益,很可能是农村建设用地增值收益。他表示,“由于签订的信托具体内容并不公开,所以要注意以后土地用途或者规划变化时,这些流转土地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

  风险控制

  上述盈利模式仍只是理论模型,现实中一旦出现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及自然风险,在中国农业保险体系尚未健全的前提下,土地信托的各个参与者将如何应对?农民利益有无保证?
  “这一块土地的地理位置不错,根据经验,不会有太大的自然风险。”蒋海涛说,“但假如遇到了其他风险到底如何化解,目前当地政府方面亦并不清晰。”
  《财经》记者获悉,截至2014年春节前,因项目涉及的土地均为国家严格控制改变种粮用途的基本农田,在安徽省发改委对涉及数百亩的土地用途变更审批完成之前,上述多方的各种设计仍未进入实质性资金合作阶段。
  按照此前推广土地信托的绍兴县的经验来看,对于流转后的土地,当地政府会要求坚持“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确保耕地复耕能力”,并禁止在耕地上擅自修建固定建筑。
  此外,从目前可获得的信息来看,该项目至少还将存在以下风险:
  首先,该项目服务商帝元农业成立时间尚短,实施大规模农业项目运作及履行承租方义务的专业能力也有待检验。该项目基本地租高于当地通, 常租金水平,政府对帝元农业承诺的农业补贴能否及时到位,将是项目初期实现资金平衡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次,“因为没有土地经营权证,也因为要减少与企业沟通时的成本,让农民以这种方式确权,他们只能隐身在政府之后,实质等于政府对该项目进行了信用背书。一旦因信托公司经营不善或出现寻租问题导致双方陷入权益纠纷,农民将无法直接对委托方中信信托和帝元农业进行维权,只能找政府。这不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位参与土地信托研究的律师告诉《财经》记者。
  第三,信托计划中的B类、T类信托之后能否如期发行,将直接关系到帝元农业以及信托公司的收益。但目前市场上的信托产品期限大多在一年至三年。由于农业生产有其自身的周期,对应的土地流转信托产品投资期都在十年以上。即使类似中信信托这样的信托公司拥有强大的资源平台,为如此长周期的产品找到足够的合格投资者可能也并非易事。况且T类计划主要为A类基本地租支付和B类信托利益分配提供阶段性的流动性支持,一, 旦发行时项目流动性风险可能已初步显现,能否顺利募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针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问题,蒲坚对《财经》记者表示,信托公司按照市场原则把土地和农民引入市场后,一定会有风险。而信托公司如果大规模地开展这项业务,不可能用自有资本为农民承担风险,亦不会承诺兜底。但信托公司可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或金融产品的创新来覆盖或转移这种风险。
  具体而言,中信信托目前设想的风控手段包括:
  首先,针对服务商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包括天灾影响土地的产值大幅下滑,甚至恶意跑路,双方将在原始契约中有所约束和安排,比如对于服务商承诺业绩及抵押物的要求等。
  其次,自然风险一旦发生,信托公司也可以把可能遭遇的天灾分散到, 多年的承包期中进行承担。除此之外,中信信托亦在跟当地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希望引入更加合理的农业保险制度。而中信信托还表示,在每个A类信托单位核算期内,A类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地租收入首先用于向A类受益人支付基本收益,不足兑付时受托人有权发行相应规模的T类信托单位募集资金垫付。
  第三,尽量延长该项目的产业链。将生产和加工整合在一起,这样即使生产方面遭受损失,亦可以通过加工的利润来进行弥补。
  桥区政府也可能会拨出一部分机动预留地,以此来解决土地纠纷以保证信托财产的完整性。如果有农民想要退出,当地政府将选择同等条件和规模的土地予以置换。
  还有学者建议,一旦土地信托模式做大,政府层面需建立信托风险分担机制。在此方面,福建省沙县已有的做法是设立流转风险保证金。由沙县财政先行拨付150万元,对集中连片信托流转100亩以上,流转期限五年以上的土地设立风险保证金,如果获得土地的业主经营不善或者因为自然灾害造成了损失,无法支付土地信托流转合同约定的租金,那么将动用风险保证金进行支付。

  模式扩围

  一石激起千层浪。宿州项目落地之后不足一个月,由北京信托公司操盘的“无锡桃园村项目”(下称无锡项目)亦于2013年11月7日在中国水蜜桃主产地无锡惠山区阳山镇落地。
  同为土地信托,但二者在流转面积、委托期限、经营者等方面都迥然有别,昭示着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的灵活性。
  无锡项目的特点在于并非对接地方政府进行流转,而是首先由当地村民进行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一、选举代表组成土地小组进行确权;二、成立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确定土地入股价格;三、按照工商注册登记要求,做好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相关材料准备。
  桃园村233户村民用已确权的15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出资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其作为委托人在北京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后者接手后再将土地租赁给本村由五位种桃能手成立的水蜜桃专业合作社,形成土地信托委托人和经营者都是本村村民的, 双合作社设计。
  根据中建投信托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王苗军的分析,宿州及无锡项目在事务管理功能的实现方式及收益的分配方式均存在不同。就第二部分而言,中信信托模式无论是设立还是收益分配,均由地方政府代为履行,本质是一种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的自益信托模式;而北京信托模式则以农户在土地合作社中享有的股权为基础,向农户分配收益,本质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基础上的他益信托,股权是农户获取信托收益的基础。
  而在此基础上,北京信托也在计划根据具体融资需求开发资金信托产品及为农户提供财富管理信托服务,形成“财产权”和“资金”的双信托结构。
  据上述土地合作社理事长周建峰测算,土地流转后农户每年每亩土地租金收入为1700元左右,投入期结束后还能按一定比例参与净收益分红。根据双方分红约定,北京信托在该项目进入盈利期后预计每年的收益约为10万元左右。
  为获得规模收益,在无锡项目落地后仅一周时间,北京信托又在江苏句容市后白镇成立了“金色田野土地信托”1号-5号五只土地信托,受托土地规模随即达到9928.46亩。而北京信托2014年此项业务的规划已达3万亩左右。
  中信信托亦在各地政府的积极邀约之下,开始加速土地信托业务布局,目前该公司已有多个项目团队奔赴全国各地进行业务调研。除其近日已签约的山东青州项目之外,与国内某著名水稻种植企业进行合作的第三单项目也即将落地安徽,而其流转面积将远超前两单。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除上述两家信托公司之外,目前安信信托、中融信托、中粮信托、安徽国元信托、上海信托、华宝信托、平安信托等诸多信托公司,均已开始针对土地信托进行研究准备和实地调研,并将会积极推动相关项目的开展。
  一位信托公司负责人认为,“(这一现象意味着)信托公司纷纷回归本源,无论是土地信托还是家族信托,都是产融结合。, 出现这一趋势不令人意外,信托公司也没有其他选择。”
  平安信托董事长童凯此前亦向媒体透露,信托公司要发展土地信托之前需考虑:一、业务模式,资金来源从哪里来?如何找到长期的资金对接;二、资金回报水平能否达到资金提供方的要求;三、如何有效评估农村土地价值。
  因不同地区的土地状况不同,适合种植的作物不一样,当地政府是否愿意合作亦是未知之数,因此土地信托目前尚难以找到标准模式,亦将成为各家信托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快慢的考量之一。
  在土地信托的受托人选择方面,有学者认为现有农村金融组织、已经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的商业银行甚至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如有比较专业化的财富管理能力,并且能够找到市场交易平台,都可以介入。而受托人在财富管理方面的能力提高则有两条途径:其一,能够在比较大的交易平台上确认土地使用方,以此加大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筛选甄别和引入力度;其次,加大自身在农业投资领域的专业研究与人才培养力度。
  地, 方政府在土地信托模式建构中的角色目前亦备受关注。根据此前经验,地方政府参与土地信托共分两种模式:其一为上述湖南益阳由政府出面成立土地信托公, , 司,其二则为浙江绍兴,由政府在村、镇、县三级行政单位设立土地信托服务机构。在模式运转过程中,这些服务机构为受托人提供登记和发布土地供求信息、推介土地开发项目、协调供求双方、指导鉴证、跟踪服务和调解纠纷等综合化服务。
  因前者不利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造血机制欠缺等原因,目前第二种模式获得的支持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应是, 做监管者和服务者,努力维护一个安全、有效率的土地信托市场。
  亦有学者建议,为完善土地信托中介制度,村委会或者地方政府都不应直接担任委托人角色,, 而应考虑由乡镇农业综合服务机构或农村经济合作社担当委托人。政府则对其给予必要的扶持,保障其活动的公益性和中介性。在条件许可的地区,可引入社会中介力量担当委托人角色,政府只进行必要的监督。
  “只要不引起混乱,土地信托多尝试一下没什么不可以。但应该注意不要过分解读,亦不能在没有摸索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就在几十万亩、上百万亩的土地上推广。否则一旦出现非粮化等烂摊子,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表示。

豪门观察:190亿美元Facebook收购WhatsApp50人团队

编者按:豪门观察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成功学堂】的细分栏目,, 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190亿美元Facebook收购What, sApp50人团队》由豪门世族和Facebook会员提供。

有人评价:2014年互联网的关键词就是“肾上腺素”。
国内的互联网巨头三天两头爆出挥重金入股投资拉二线公司站队的消息。美国公司也不差。上个月谷歌以32亿美元现金拿下智能家居公司Nest,现在,F, acebook刚刚宣布,与移动即时通讯应用WhatsApp达成了160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收购协议。<, BR>就像之前对, Instagram的收购一样,WhatsApp在被购后依然保持运作的独立性,特别是有别于Facebook Messenger。Facebook称,该收购将加速Facebook连结世界与信息的能力。而WhatsApp联合创始人兼CEO杨•库姆表示,“WhatsApp拥有极高的用户粘性和, 增长速度,这来自于我们说提供简单高效的即时通讯能力。我们很激动与荣幸可以与扎克伯格和Facebook合作,推动我们的产品继续增长面向全球更多用户”。
根, 据Facebook发布的信息,160亿美元收购额里,包括40亿美元现金与价值大概120亿美元的Facebook股票。此外,协议还额外给WhatsApp创始人及团队提供大概30亿美元的四年行权的限制股,如果要把这一点加上,整个交易规模将达190亿美元。而WhastsApp的CEO 杨•库姆也将加入Facebook董事会。
据称,WhatsApp现在的月活用户达到4.5亿,其中70%的用户每天登录,现在每天还新增100万用户,每天WhatsApp上发送的消息规模达到全球电信的短信数量,每天有10亿张照片、2亿条音频消息、1亿条视频消息通过该软件传输。据说,2013年12月31日,WhatsApp用户当天在上面发送180亿条消息,收到360亿条消息,三倍于上一年的水平。这对致力于连结互联网人与信息的Facebook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去年11月份时,WhatsApp仅有50名员工。
跨平台通讯应用WhatApp创办于2009年。WhatsApp应用非常简单。朴素简洁的界面,没有任何花哨的功能,核心功能就是帮助用户收发消息。
相比于亚洲聊天应用微信、Line、KakaoTalk里的卡通聊天表情、游戏、社交圈分享等功能,WhatsApp一概没有。联合创始人兼CEO杨•库姆(Jan Koum)此前在雅虎工作过10年,他表示,深切地知道广告会如何破坏公司产品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他痛恨为了广告商去破坏用户体验,所以WhatsApp的收入一直是靠向用户收费,即用户下载WhatsApp需要每年交0.99美元。在去年7月,WhatsApp从一款一次性收费0.99美元的产品转变成每年收费0.99美元的产品,而且首次下载后可免费使用一年。这意味着对于想尝试使用WhatsApp的用户,这个产品可以免费使用了。这对吸引用户体验产品有很重要的鼓励作用。降低用户使用的门槛,可以看成是WhatsApp在应对越来越多聊天产品竞争的改变。
过去,盛传有巨头有意收购WhatsApp时,库姆在Twitter上写下了Kanye West的这句歌词:“宝贝,你以为你自由了,但你只不过是金钱的奴隶。”现在看起来,只要价格足够有吸引力,歌词的寓意也是可以通融的。
去年春天,硅谷流传过谷歌欲以10亿美元收购WhatsApp的说法。与现在这个价格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Facebook的160亿美元收购,对于特立独行的库姆团队(才50人!)是一个普大喜奔的结局,两年前业界就传过Facebook有心收购WhatsApp,但后者一直表态不卖,直到这次Facebook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
从Facebook 2012年斥资10亿美元收购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到今天190亿美元量级的收购,可以看到,这两年下来,移动对互联网巨头来说已变成必须拿身家性命来赌的方向。

成功学堂:三星共和国最顶级的中枢与大脑

编者按:成功学堂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最关键自助学习定制模块,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推动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三星共和国最顶级的中枢与大脑》由高皓 刘中兴 叶嘉伟撰写,新财富杂志 三星集团提供。

核心提示:由于三星集团广泛涉足不同行业,帮助家族分散投资变得没那么重要,因此,作为内置式家族办公室的三星集团秘书室,主要功能在于辅助李氏家族管理庞大的三星集团。但由于掌握强权、定位不清、存在利益冲突,其运作中也凸显出诸多弊端。 
“三星共和国”  
2012年,三星集团员工超过42万名,销售额2686亿美元,占同年韩国GDP的24%;《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显示,其2012年出口额1567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量的28.2%。Bloomberg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末,三星电子的总资产为1629亿美元,市值达2273亿美元,占韩国股市总市值的18%。正因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才有“三星共和国”的说法。  
三星的影子无处不在,其旗下子公司业务涉及各个领域,无论是电子、机械、化工、军事又或是纺织、金融、服务等行业(表1)。三星的电视和智能手机都在市场上占据领先位置。从2006年开始,三星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大电视机生产商的地位,并在2011年超过苹果,成为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商。StrategyAnalytics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三季三星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占全球的35.2%,而苹果仅占13.4%。  
 
三星电子是三星集团的旗舰企业,其2012年聘用23.6万名员工,销售额为1878亿美元,占集团销售额的70%,净利润为206亿美元。2013年,三星电子跻身世界500强第14位(2012年排名第20位),三星生命保险也入围并排名第427位。此外,三星还与法国雷诺、日本东芝和索尼等公司有合资企业。在InterBrand的2013年全球最佳品牌排名中,三星以396.1亿美元的价值排名第八位。  
这间家族企业由李秉喆在1938年创办,目前的会长是创始人的三子李健熙,其2013年以130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9位,并长期占据韩国首富的位置。而由于第三代接班计划的实施,李健熙唯一的儿子李在镕作为三星的继承人,已悄然成为韩国第三大富豪。
在三星集团70多年的发展中,李氏家族与之风雨共济、共同成长。而无家族办公室(FamilyOffice,FO)之名、行FO之实的三星集团秘书室,则对集团的集权管理和家族治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秘书室担任着李氏家族大管家的角色,帮助家族凝聚权力,集中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并协调企业和家族之间的利益。

李健熙秘书室的历史源流  

秘书室的概念来源于日军二战时的参谋组织。战后,原关东军司令部主任参谋和大本营陆海军参谋濑岛龙三出任伊藤忠商事会长,将这一组织带入伊藤忠,主要负责商业情报收集、组织参谋等工作,从而在日本商社中引发设立秘书室的潮流。深受日本影响的李秉,则将这一潮流带入了韩国。  
李秉于1938年成立三星集团前身——三星商会,主要进行水果和干鱼的出口(表2)。二战后,韩国政府邀请濑岛龙三为其发展献策。濑岛龙三说明了商社的重要性,建议韩国借此拉动出口。韩国由此大力提倡“综合商社模式”,将一些贸易公司合并为大型综合商社,三星也于1951年成立三星Moolsan(现为三星物产)——其被政府指定为“综合贸易商社1号”,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1959年,三星的秘书室也在濑岛龙三和李秉的引领下成立了。起初,秘书室是三星物产下的一个“课”(等同于中国的科级部门),只有20人,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三星进行大量并购,分别收购了东方生命保险(以后的三星生命保险)、东花百货、世韩造纸等机构,并于1969年成立了三星电子与三星电机。70年代,三星则开始多元化发展,专注于投资重工、化学等领域,分别成立了三星重工、三星石油化学、三星精密化学、三星造船等子公司,三星半导体和三星电子也开始发力出口全球,开拓国际化战略。此时三星已发展成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跨国企业。  
在三星的管理上,李秉把所有的日常事务交给下属,自己只做战略性的决策。同时,作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公司,三星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实施独立经营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参谋组织作为内部的协调者,收集信息后做出企划和调整。于是,李秉参考三菱、三井和住友等日本财阀的秘书组织经验,于1972年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令其担负情报收集和分析、企划、日常事务管理等辅助功能(表3)。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三星秘书室的功能继续增强,还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财务、企划、技术、安全、营销、人事、调查、监察、财务、国际金融等事务。其中,调查组负责收集经营信息与各地情报;企划组负责规划;运营、财务组负责企业的日常运作;人事组负责人力资源政策与员工福利;监察组负责监督分公司的经营;国际金融组负责融资、外汇兑换;运营组负责监察子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出改善方案(表3)。80年代开始,处于黄金时代的三星秘书室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分析组织。  
李健熙1987年接手三星集团后,开始了秘书室的转型。他认为其权力过于集中,希望分散经营权给下属公司:“过去,老会长掌握80%的经营权,秘书室占10%,各个下属公司的社长占10%。但是以后要改为会长占20%,秘书室占40%,各位社长占40%的方式。”1998年,秘书室的人事、财务、企划、秘书和经营组人员减少到100人,从全盛时期的15个小组缩减为10个小组。1999年,李健熙废止秘书室,成立结构调整本部,但其作用和地位并未改变。 
 
结构调整本部的人事组负责人力资源政策、员工培训、教育与劳资协调,其中主管劳务协调的人数最多。财务组负责电子运营、金融运营、非电子非金融、财务管理。监察组负责公司监察和经营诊断。企划公关组则分为企划组和公关组,企划组负责整理所有三星员工提供的情报,所有情报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报告企划组,然后进行讨论;法务组则负责集团法务(表3)。财务组不仅负责整个三星集团的投资决定,还为集团的干部考勤、考评提供意见,除了结构调整本部的业务(如劳资协调、监察业务等),企业经营和利润等情报也集中在财务组。因此,掌控了人事任免和金钱权力的财务组,实际为三星集团中权力最大的部门。  
2006年,结构调整本部再次被削弱,人员削减到100名以下,改名为“战略企划室”,剥离秘书、运营等功能,秘书组转为会长直属,法务组则被转到社长团协议会下,但仍然保留了人事、财务的支配权(表3)。  
值得一提的是,秘书室或结构调整本部不是法人机构,既非集团子公司也不是业务单元。从组织架构上来讲,其下各小组分别隶属于集团各子公司,由子公司拨出经费;但在实际权力上,则堪称三星的最高权力机构。  
李健熙曾定位秘书室:“由室掌权,子公司掌财”,意味着秘书室掌控人事任免实权,子公司掌控财务和投资决策。三星所有子公司的人事及薪资决策全都由秘书室决定,秘书室单独设立所有部长级员工的人事档案。因此,秘书室人员时常受到各子公司总经理的招待。在秘书室面前,三星的明星企业也毫无反抗之力,三星电子前CEO尹钟龙就曾受到减薪处分。实际上,三星的权、财均由秘书室一手掌控,秘书室员工的薪资也是集团中最高的,结构调整本部晋升的任免状中通常镶有一块黄金,例如,该部前法务组长金勇澈在晋升期间就获得了一块75克的纯金,以彰显其如日中天的地位。  
秘书室的名称虽然经过多次改变,但三星内部仍旧沿用“室”的称呼,并常将此“室”与韩国总统秘书室相比。在三星集团的组织序列中,来自于“室”便是荣誉和权力的象征。而无论叫秘书室、结构调整本部还是战略企划室,其都是三星集团三角经营体制的核心:会长布局长期发展战略;“室”设计方案、分配资源和调整业务;子公司具体实施。  

三星何以设立内置式家族办公室

本文作者高皓和刘中兴曾对家族办公室做过定义:家族办公室是对超高净值家族一张完整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管理和治理的机构。在实际运作中,欧美家族往往倾向于企业资产与家族财富分离,通过分散投资来减少资产过度集中的风险,例如,戴尔家族办公室MSDCapital在戴尔公司私有化之前与公司并无关联,家族企业治理不属于FO的职责。然而,三星家族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家族企业内部设立部门来协助治理企业和家族。
与美国企业倾向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趋势有所不同,韩国财阀倾向于由家族成员掌握企业经营权,以家族继承的模式确保企业的延续。秘书室——这种内置于企业中的FO,起到了辅助管理庞大的三星集团的功效,这也正是李秉喆创建秘书室的原因。此外,由于三星集团已经广泛涉入不同的行业,帮助家族分散投资变得没那么重要,因此,其秘书室源于企业,又高于企业,既强化家族对企业的管控,同时又处理家族事务。

秘书室功能一:企业管理与治理  

在三星,秘书室是主导集团实际业务的核心机构,是集团的中枢管理部门,负责整个三星集团的情报收集与企划、金融资源分配、决策管理、人事安排和经营诊断。其在三星内部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由于保管着会长李健熙的印鉴,“室”代表着会长。  
情报收集与分析:这是李秉喆创建秘书室的首要目的,三星秘书室的情报收集能力甚至比韩国国家情报组织还要强大。资料显示,无论是私人聚会还是商务会议,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三星职员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通过集团内网SINGLE发布,综合汇总到秘书室,秘书室调查组下的7名员工对情报进行分析、处理后,或者发送到集团子公司,或者向室长或会长汇报。  
秘书室中的监察组更是掌管着收集情报、研究分析和企划的更大权力,高层次的情报通常来自监察组,比如对竞争对手经营战略的追踪。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金日成去世、俄罗斯进口收银机等情报,都由三星秘书室在第一时间得到。其情报收集能力让人不禁联想到19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无法如同罗斯柴尔德家族般以情报控制债券市场,但利用遍布世界的分支机构获取政治、经济情报,三星集团可以迅速进行决策和行动。  
金融资源分配:三星集团的所有投资决策均要通过秘书室财务组。一般由会长提出战略方向,但具体资源分配、流向各部门和子公司的额度则由财务组决定。超过1000亿韩元(约合5.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必须得到财务组的批准,实际上,子公司总经理的自主支配投资额度只在100亿韩元以下。三星集团的第一毛织、新罗饭店、三星电器、三星重工和三星精密等公司均在秘书室的指挥下成立或收购。  
财务组也对集团内部资金流进行调度。不难想象,三星集团的内部关联交易应该相当庞大,根据韩国Chaebul网站2012年统计,其旗下有6家子公司的内部关联交易比率达到100%,21家子公司超过70%。这些交易的金额、对象,全由秘书室决定。  
外部资金募集也由秘书室统一安排。1984年三星半导体建设厂房时,这家在国际上尚无名气的公司无法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因此,秘书室国际金融组以三星集团的名义筹集到了140亿美元海外投资。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海外对冲基金的恶意收购,当时的秘书室财务组组长金仁宙游说欧洲各个金融机构,举行贷款延期协商会,并和高盛集团进行投资协商,成功争取到足够的资金,保住了经营权。  
统一决策管理: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开始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三星集团成立结构调整委员会,研究投资发展方向。该委员会成员由各子公司会长和结构调整本部部长李鹤洙组成,每月开会一次。不过,由于结构调整本部掌握实权,其内部的组长会议才是作出决策的实际机构,从而在三星内部形成了“会长→结构调整本部→子公司总经理”的权力金字塔。  
在结构调整本部时代,各子公司里设有一名管理督导,本部内对应一名营运督导。管理督导通常由公司内部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担任,管理督导直接向结构调整本部汇报,反馈情报、评估公司业绩、进行业务咨询(包括改善工作系统、提高效率、反腐败调查)和传达本部意见。结构调整本部财务组下的营运督导担任各子公司的负责人,监督和避免子公司之间业务的重复。  
三星集团子公司的总经理决策都在“室”的指导下进行。“室”曾经指导停止中国区的保证金融资,全部用现金交易,子公司就得服从这一意见。“室”为子公司拟定称为“管理基准”的严格损益基准,子公司必须严格实施,同时,“室”对“管理基准”的判决有较大的自主评判空间,即使子公司的业绩良好,如果财务组对某项指标不满意,仍可以在“管理基准”上将其判为赤字。
法务与游说:秘书室的法务与游说小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家族和企业争取政策上的优势。  
法务组本来负责集团的法务咨询,但根据秘书室原法务组长金勇澈的披露,其任务还包括对司法机构进行游说甚至行贿。2006年,法务组被分离出结构调整本部,成为独立的法务室时,已拥有110名律师和13名前任检察官。  
秘书室时刻注意着政治、媒体和检查单位的动向和人员变动。在韩国总统大选时,它密切关注各位候选人,收集民意调查报告,分配助选资金,并会利用多年经营的人脉进行游说。  
人力资源分配:秘书室在人力资源上有着双重功能。对内,人事组掌控着集团内部所有子公司部长级(M2)的人事任免、薪资奖金,另外成立人事档案。据金勇澈透露,集团的人事评审由结构调整本部作出评价,子公司总经理反而没有人事方面的话语权。因此,每到人事任免时,各子公司总经理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自家公司的干部名额。拥有集团管理权限的秘书室干部,因而时常受到接待。  
对外,人事组广泛招聘社会精英,科长以上的岗位招聘均由秘书室和会长决定。三星的秘书室因此成为高层人才培养中心,被称为“人才士官学校”,汇聚韩国各界精英,组成三星集团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调整本部通常由子公司中能力优越并进入公司5年以上的管理层组成。

秘书室功能二:家族治理与传承

相对其他典型的家族办公室,三星秘书室并不直接管理李氏家族的私人资产,这与三星集团和李氏家族之间纠缠不清、公私不分的资产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并未实现家族资产和企业资产的完全分离,与欧美家族办公室清晰的定位不同,秘书室更致力于三星集团与李氏家族整体的发展。  
虽然没有家族办公室的名义,但隶属于集团内部的秘书室从成立之始就一直担负着家族办公室的职能,执行对家族资源的集中分配、继承计划、社会资本管理、金融资本管理等诸多职责。在管理企业的同时,秘书室针对李氏家族的服务巨细靡遗,从礼宾护卫到衣食住行、从税务筹划到财富传承无所不包。  
礼宾护卫:“室”的秘书组对会长提供基本的秘书功能,包括礼宾和警卫。100多人的随行秘书和警卫人员24小时负责会长李健熙的安全和日程安排,分3班轮流。会长出差时,秘书组大概要提前一个月拟定详细的日程和路线计划,检查出差路线和办公室。礼宾护卫小组还得负责李健熙酒店房间的家具摆设和环境设置,每次出差都将酒店房间按照李健熙家中格局进行重新摆设,室内气压要维持在海拔600米的条件,室温必须维持在25-26度。  
通讯交通:“室”的通讯小组随时待命,24小时提供卫星监控录影画面,以备李健熙随时掌握各地情况。一个3人以上的通讯小组会时刻不离李健熙身边,他在家时就在地下室,在公司时就在会长办公室,入住酒店时就在隔壁房间。如果他需要联络某人,通讯小组能够随时找到联系方法并与之取得联系。  
李健熙的座驾是改装的波音737-700大型飞机,100多个座位的客舱被改造成宽阔的16人座位和寝室。为了服务这一专机,秘书室曾经从大韩航空挖来5名资深驾驶员和2名杰出客舱服务员,他们都是大韩航空获得最高评价的员工。大韩航空曾经误以为三星打算跨界开办航空公司,一度强烈抗议。5名驾驶员分为两个服务小组,剩下一名预留待命。  
住宅/健康/艺术品管理:李健熙和他儿女们的住址都选在首尔的梨泰院、汉南洞附近的风水宝地,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李氏家族村”。经由“室”的投资运筹,三星经营的Leeum美术馆也建立在“李氏家族村”内部。李健熙以需要保护美术馆内部昂贵的艺术品为名,在家族住宅区合法地配备了大量保卫人员。同时,Leeum美术馆的地下开设了一间专为李氏家族和三星经营团队服务的牙科医院,家族成员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秘书室也负责满足李氏家族的个人爱好。大学主修美术的李健熙夫人洪罗喜,每年会大手笔购入550-600亿韩元(约合3-3.5亿元人民币)的艺术品,这笔资金全部来自秘书室掌管的资金。  
家族传承与税务筹划:从1994年开始,秘书室启动“经营权继承计划”,协助李健熙的长子李在镕接棒三星集团。秘书室的财务组和法务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通过交叉持股的方法强化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韩国对大额财产的继承者或受赠者收取高额遗产税和赠与税(表4),因此,“经营权继承计划”中也对李健熙的财产赠与进行设计,避免交付高达50%的财产赠与税。

  
 
根据金勇澈在《三星内幕—揭开三星第一的真相》中的陈述,结构调整本部财务组通过精心设计的复杂运作,帮助李健熙完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转移。  
1994年,李在镕从父亲手里获得61亿韩元的起始资金,在支付16亿韩元的财产赠与税后,李在镕首先购入了价值23亿韩元的安防公司三星S1(SecurityNO.1)的股票,在1996年三星S1上市后,其获利273亿韩元。之后,李在镕利用这笔资金购入三星集团多家子公司的股票,仅从三星工程和Cheil通信就分别获利250亿和133.8亿韩元。  
第一步的资产增值之后,第二步就是经营权的转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星集团的控股公司——三星爱宝乐园。1996年,李在镕以96.2亿韩元的价格购入了125万股“私人配售可转换债券”,随即将其转为爱宝乐园31.9%的股权。1997年,李在镕以低价购入三星电子可转换债券,由此持有三星电子0.6%的股权。1998年,三星爱宝乐园通过购买三星管理人员手中的股票,对三星生命保险的股权增加到20.7%。最后,李在镕购入230亿韩元的三星SDS附认证股权债券,并在第二年使用认股权,将其持有的三星集团股权增加到25.1%。  
这些交易在韩国国内引起大量非议,李健熙和爱宝乐园的两位高层被指控廉价发行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三星SDS附认证股权债券,但法院最后还是判决罪名不成立。在成为三星爱宝乐园最大股东的同时,李在镕也控制了整个三星帝国,而其中仅缴纳了16亿韩元的赠与税。
在大部分的亚洲企业里,通过金字塔持股或交叉持股结构,控股家族的控制权(表决权)通常大于现金流权。韩国财阀也不例外,其普遍通过复杂的交叉股权结构来保持控制权。在三星集团内部,李氏家族同样只持有集团子公司的少量股权,大约在1%-2%之间,却能牢固掌控整个集团(附图)。旗舰企业三星电子的最大股东是三星生命保险(持股7.7%),而三星生命保险的最大股东又是李健熙和三星爱宝乐园(分别持股20.8%和19.3%),三星爱宝乐园的最大股东是李在镕(持股25.1%),三星电子持有三星信用卡37.5%的股份,而三星信用卡又持有三星爱宝乐园8.6%的股份。通过这种交叉股权结构,李健熙和李在镕成为三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通过表5,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三星生命保险的股权结构。除了李健熙和爱宝乐园,排名第三的股东新世界百货(Shinsegae,持股11.07%)属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女儿李明熙,而第四大股东CJ集团(CheilJedangCJ,原第一制糖公司,持股4.8%)由李秉的长孙李在镕掌控。由此可见,李氏家族通过控制三星生命保险和爱宝乐园,掌握了三星集团的经营权。

 
“室”的治理运作
“室”对整个三星集团的治理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完成。正式会议包括结构调整委员会、周三会议和组长会议。非正式会议有干部会议和次席会议,这仅仅是为了让部门之间更加融洽地交流和交换情报。  
在正式会议中,结构调整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由5名各个主要子公司的总经理组成。最初成员由三星电子原CEO尹钟龙、结构调整本部部长李鹤洙、三星物产总经理裴钟烈、三星生命保险总经理襄正忠、新罗饭店总经理许泰鹤组成。形式上是讨论集团发展方向,实际上是布置秘书室组长会议中的决议事项。  
周三会议是三星各子公司总经理和秘书室内各组长组成的会议,每周三举行,并邀请一些外部知名人士参加。由于三星子公司的总经理并无实权,因此依然是“室”的裁决。  
组长会议指的是结构调整部的内部组长会议,集团所有重大决策均出于此。组长会议还是汇报从子公司收集到的情报与未决事项的地方,人事纠纷会由人事组在组长会议上提出报告,违法账务问题由监查组提出,诉讼问题由法务组汇报,等等。组长会议的总结由李鹤洙亲自负责,直接向李健熙汇报,李健熙作出指示后重新在组长会议中讨论。  
在三星集团内部,从上游订单采购,到投资决策,再到人事考评,“室”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审核。

内置式家族办公室的优势

优势一:集中决策、高效执行,提升金融资本。作为一间管辖庞大集团的核心中枢,秘书室确保三星各分子公司能以家族的长远视角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并通过这一内置式FO的高效运转确保执行的效率。  
公众公司的投资和运营往往因股东的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分红,职业经理人也因激励体制而追求短期的业绩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对危机时很难做出最佳决策。而三星秘书室是控股家族的“分身”,无论从集团的交叉股权结构还是经营结构来讲,三星集团的控制权和执行权都高度集中在会长李健熙的手里。会长以集团的整体利益设定战略,秘书室进行资源的分配,子公司的职业总经理执行。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李氏家族股权被稀释的情况下,李氏家族通过秘书室的强大权力治理企业,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力挽狂澜,果断进行投资。  
处于李健熙和集团旗下各子公司之间的秘书室,实为三星集团的信息与决策枢纽。秘书室的存在对三星的决策速度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三星的子公司遍及全球、布局分散,地理上的距离使得统一快速执行决策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公司拥有金融资源和人事决定权的秘书室起到了统领全军的作用,三星的执行速度正是集团的整体竞争优势之一。  

优势二:守护家族声誉,提升社会资本。“室”也因多次挺身而出,辅助家族渡过难关而获得李健熙的极高信任。在三星汽车事业失败时,“室”极力维护李健熙的形象,使其避免陷入经营失策的尴尬局面。同样,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李健熙在财务组的辅助下主导了三星的改革,在20万人的员工中裁员6万人,为集团节省了1万亿韩元(约56亿元人民币)的人事费用。  
优势三:周密策划传承,提升人力资本和家族资本。在家族企业仍是家族主要资产的时候,企业的成功传承便是家族昌盛的根基。同时服务于家族与企业,三星秘书室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举足轻重。其首先要确定经营权的传承,对于股权结构如此复杂的三星集团,内置式FO无疑是实施传承计划的最佳机构:秘书室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创造有利于李在镕继承三星的政策环境;秘书室通过对股权交易的操控,让李在镕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三星爱宝乐园的控制权,为接手整个三星集团做好基础。  
李健熙之子李在镕在集团中的职业路线也由秘书室设计。李在镕在美国深造后进入集团,先被安排在关键位置,以帮他树立威信,为日后继承铺路:2001年出任三星电子常务助理,2009年为三星电子副社长兼首席客户官,2010年成为三星电子的社长,2012年成为三星电子副会长。

内置式家族办公室的劣势
劣势一

高度集权,扼杀子公司主动性和创造力。掌握强权的三星秘书室也有诸多弊端。在企业治理上,权力的过度集中对三星集团的子公司施加了无形的压力。三星秘书室被指过度干涉子公司的运营,对投资几乎无支配权的子公司总经理,必须获得“室”的同意才能执行日常运营决策。  
在没有第三方监察的状况下,经营管理缺乏透明性。过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官僚主义盛行,削弱子公司的决策能力,不利于激发其主动性。子公司的任何投资,甚至仅仅几千韩元的支出也需要走一套完整流程,层层汇报直到秘书室的财务组。让三星集团引以为傲的秘书室同时又是妨碍三星发展的障碍。  
三星电机的葡萄牙分公司曾出现过1000亿韩元的公款盗用事件,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文件均为葡萄牙文,导致不完全了解情况的韩国本部决策失误,说明了高度集权不利于因地制宜地作出最优决策。  
秘书室前室长玄明官在接受韩国《先驱经济报》的采访时指出:“他(李健熙)担心秘书室参与重要的决策会导致下属公司的高管和职员的创新性思维消失。”李健熙曾对秘书室进行改革,削弱其经营权,意图限制秘书室对子公司经营决策的干涉。可惜代表革新的结构调整本部仍旧没能如他所愿,给予子公司自律经营的空间。  
更为麻烦的是,秘书室的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秘书室作威作福、狐假虎威。李健熙早在1993年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曾在海外会议中多次指出:“秘书室暴露出中央集权制的弊端。秘书室如同朝鲜的500年历史,只会在会长(会长与社长团以及高管)之间建造围墙。秘书室处于权力的中央,甚至可以称之为盖世太保或克格勃KGB(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我要视察工厂,秘书室就会这样指示,‘你不要看会长的脸,装作认真干活儿的样子,你要采取立正姿势’等等。他们在我面前只会说好话,叫他们把不好的拿过来,也不行。秘书室患上了‘伪装’病,过去的5年间一直都这样。”  

劣势二
公私不分,加剧家族与企业的利益冲突。顾名思义,家族办公室应当以家族的利益为终极目标,可在三星,家族和企业的界限并不明确。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室”到底是忠于公司还是忠于李氏家族?  
公私不分是三星内置式FO的最大隐患。秘书室扮演了集团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的核心角色,但它不对三星各公司的中小股东负责,而只听命于李健熙个人,从此也可看出其FO的本质属性。金勇澈时常听闻结构调整本部“捍卫会长和集团”等言语,三星的秘密资金也被“室”的二把手金仁宙称为“会长资金”,表明示忠于会长的心态。  
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决策体系,使外人难以分辨秘书室是否以三星公司的利益为中心。事实上,身兼多职的秘书室在面临家族和企业之间的利益抉择时,更会偏向家族,从而可能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例如,近年声势浩荡的李健熙生日宴会,被公开列入三星集团的日程表里,席间往往邀请韩国知名艺人演唱,使用从国外空运过来的食材,而这耗费10亿韩元的宴会支出都由三星集团负担。  
三星石油化学子公司的总经理也曾因在催收应收账款问题上进退两难,征询结构调整本部的意见。原来欠账企业是当时陷入经营困境的世韩集团(SaehanGroup),其前身是李健熙的兄长李昌熙旗下的第一合纤,1997年,李昌熙之子接手第一合纤并将其改名为世韩集团。考虑应收账款是否“应收”这件事,侧面印证了内置型FO倾向于牺牲公司利益来满足家族利益。  
“室”掌管着会长的家族资金。金勇澈在其“良心告白”中声称,三星秘书室长期建立和管理的“秘密资金”超过10万亿韩元,主要为李氏家族服务。他指出,秘书室操纵与海外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将资产和利润从子公司输送到家族控股公司爱宝乐园。秘书室从每笔与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中收取15%-22%的“样本费”,通过扭曲交易金额将子公司的利润聚集到本部,以集团高管人头账户的名义隐藏大量秘密资金,用来进行非法游说和行贿。  

劣势三
定位模糊,缺乏清晰的家族治理规划。囿于有限的资源和人力,三星秘书室将主要精力都配置于企业治理,从而在实施上疏忽了家族治理。秘书室的管理范围看似非常广泛,但是经常忙于企业紧迫且短期的事项,容易忽略对家族意义更为重大却并不紧迫的工作。因而,相比较欧美独立的FO,李氏家族的FO缺乏家族治理方面的整体构想与实施工作(详见本刊2014年1月号《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退出家族企业后的财富传承》)。三星秘书室在家族治理方面缺乏投入和设计,也是导致李秉喆时代三子之争、兄弟操戈的原因之一。  
另外,内置式FO独立性的缺乏也限制了其公正客观和人才供给。毫无疑问,秘书室绝大多数成员是在企业工作多年的骨干,而不是公开招聘的业界资深人士,尽管更有忠诚可靠的保证,却可能带来“唯上”和“唯实”之间的冲突。从有利的一面看,内部提拔的员工会感念家族的知遇之恩;从不利的一面看,可能因为讨好家族而牺牲客观立场,皇帝新衣的故事会不断地上演。李健熙自己就曾经说过秘书室:“会长做得不好或者做错了,难道不应该说‘啊,会长,不是那样,而是这样’,给他指正出来吗……可是,没有一个人会说‘会长这样做吧,会长那样做吧’。”

给中国家族的启示
我们把2013年称作“中国家族办公室元年”,不仅因为中国家族纷纷加速进入传承流程,更由于在这一年我们见证了中国(尤其是内地)多个家族办公室的成立。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办公室课题组调研中,通过与多位企业家探讨FO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发现,当前大多数中国单一家族办公室发展的早期形态是控股家族在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或者旗舰企业中设置的战略投资部(或战略发展部等其他名称),或者在集团之下设立投资公司,用以进行公司非主营业务领域的投资(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或者以私人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交易对手的金融资产投资),由CFO或财务团队、董事长信赖的助理或者家族二代来领衔。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相当多的中国家族办公室发展路线可能不同于欧美家族设立独立于企业的家族办公室,而与三星李健熙家族内置于企业的秘书室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深入研究这种模式的发展演化及优势劣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这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企业较为普遍采用的模式,韩国的几大财阀乐金(LG)、现代、SK等都采用“内置式FO”模式。这也是较为自然而容易的FO发展路径—毕竟在家族经营多年的实业企业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现成的。  
但是,正如我们对三星秘书室的案例研究,尽管在企业及家族管理上有诸多优势,这种形式的家族办公室存在着种种天生的矛盾和问题,甚至由于不慎跨越公私的红线使企业家身陷囹圄(事实上,李健熙、SK集团崔泰源及现代集团郑梦九等皆曾因类似问题判刑)。家族办公室是家族财富管理的顶层设计,不能边设计边施工,因此,中国家族应当在企业资本与家族财富分离的早期阶段开始,结合本家族的情况进行系统地规划。  
从三星案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家族办公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家族传承目标、文化与价值观等内在因素,以及家族企业所处产业、家族结构、代际演化、监管环境与社会思潮等外部环境的变迁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专栏文章中对家族办公室的战略定位与规划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还将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对演化的动态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刻画。

成功学堂:揭秘阿里京东身后的神秘资本大佬

编者按:成功学堂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最关键自助学习定制模块,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揭秘阿里京东身后的神秘资本大佬》由陶力撰写,红杉资本、老虎基金供稿。


 
红杉资本正对其投资的唯品会、乐蜂和聚美优品进行资本大整合之际,中国电商界另一家潜伏的资本玩家老虎基金也没闲着。

老虎基金成为京东最大外部投资者不久后的2月11日,巨人网络公告显示,老虎基金以约2亿美元入股阿里巴巴,其接盘的股份来自2011年史玉柱斥资5000万美元通过云锋基金投资阿里巴巴所获得的股权。
记者发现,神秘的老虎基金已在中国电商圈潜伏良久。

电商群背后的“大老虎”

1月21日,据《今日美国》网站报道,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老虎基金最近正在购入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份。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老虎基金买入了价值约2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份。
2月11日,这笔交易浮出水面。股权出让方面是史玉柱所在的巨人网络。
关于此项交易的细节,巨人网络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未透露详情,只是说“这个项目应该是由海外团队直接操作的”。
市场人士猜测,巨人网络去年12月宣布将以28亿美元实行私有化,而与马云私交甚笃的史玉柱为了筹集更多资金确保私有化成功,抛售阿里股份套现也在情理之中。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实际上老虎基金早已间接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
根据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文件记录,截至2012年12月底,老虎基金持有2500万股份。2013年9月30日,它仍然持有800万雅虎股份,而雅虎持有24%的阿里巴巴股权。
如此一来,老虎基金早已间接持有阿里巴巴股权。根据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对赌协议:如果阿里巴巴2015年前上市,阿里巴巴有权回购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权的50%,否则雅虎有权自行处理阿里巴巴股权。
如果阿里巴巴今年能以高估值上市,老虎基金从中将会获取巨大利润。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老虎基金也是阿里巴巴的劲敌—京东的最大外部投资者。
京东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披露,该公司创始人刘强东团队持股18.4%,但刘强东为单一股东的公司FortuneRising也持股5.3%,即刘强东个人控制的股份为23.7%。老虎基金持股22.1%,高瓴资本持股15.8%,DST持股11.2%,今日资本持股9.5%,沙特投资公司王国控股公司持股5%,红杉持股2%等。

实际上,老虎基金在中国电商圈的布局不仅仅止于阿里巴巴和京东这对宿敌身上。
记者注意到,从2003年开始,该基金便开始投资卓越网、当当网、凡客等。2004年,当当网获得老虎基金1100万美元的投资,同时出让了34.5%的股份。2010年12月8日,当当网在纽交所挂牌上市。一年后,老虎基金联合DCM、IDG、摩根士丹利一起清空了其直接持有的当当全部股份。
按照当当网每股16美元的发行价计算,老虎基金的投资回报高达16倍。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曾在当年12月16日的微博中说:“我不幸6年前接受了他们投资,对冲就是还投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不但拒绝让他们进董事会,6年还从来不见他们……”

老虎基金左右逢源

一位不愿具名的风投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一家VC投资同一行业的两家公司并不是新鲜事,可能说明这家VC特别看好该行业,“或者是VC为了规避风险,无论两家网站哪方最后能壮大,最终的投资方都不会有损失。”
该人士分析,京东估值一直在100亿美元以下徘徊,如果阿里巴巴的估值达到1280亿美元,京东就算只有其十分之一,也有120亿美元的估值,“相当于这两家公司的估值是互相牵制的,一方面是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能为对手抬价。”
而从资源协同的角度来说,与红杉资本通过资本大整合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同,作为阿里巴巴和京东背后共同的投资方,老虎基金可以从两家公司的收益中获利。
京东在2013年除夕夜宣布递交IPO申请,令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深感意外,也让阿里巴巴的IPO日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据投行方面人士称,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会计准则要求,京东上市须披露2013年全年经审计财务报告,路演可能于4月开启。
在业界看来,京东之所以突击上市,更多是为了抢跑阿里巴巴。但是易观国际首席分析师李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二者并不完全具备可比性,“京东的定位还是一个纯粹的电子商务公司,但是阿里巴巴则是一个平台,包括了物流、电商、大数据、O2O等各个业务。两者的规模和布局都不是一个量级。”

李智认为,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和两大巨头公司,上市地点的选择也更倾向于香港。“如果京东上市能获得好的估值,对整个电商行业来说都将是利好。”
有消息称,2月初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已公开表示,将“同股同权”制度检讨递交给上市委员会,正在讨论议程中。他同时认为,香港市场目前的制度对科技股吸引力低。不过,这一制度最后能否为阿里放行,依然在探讨中。
或许,阿里巴巴仍然有缓冲的时间,而京东则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怎样,两家“斗法”的背后,老虎基金却可笑看风云,坐收渔利了。

豪门推荐:高效免费的十大企业软件

编者按:豪门推荐是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108个业务模块中自助学习定制模块成功学堂的细分栏目,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高效免费的十大企业软件》由中国企业家网供稿。

一、企业办公软件:WPS  www.wps.cn/
你的企业用的办公软件是花银子购买的正版Microsoft Office,还是从法律上来说不合法但不花钱的盗版Microsoft Office?不管是哪种,Microsoft Office的大体积安装包在安装时需要的时间,绝对会让你感到头疼,而且安装过程中还会对系统进行系列修改,占用大量系统硬盘空间,降低运行速度。再说Microsoft Office存在漏洞,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
很早之前,就有一款国产软件在与微软叫板,那就是WPS Office。WPS Office是金山软件公司专门为中国人开发的办公软件,不仅仅具有兼容微软Office的功能,还拥有丰富的网络素材和在线服务,让办公人员创作文档更加轻松,WPS还精简了功能,将微软Office中用不到的功能统统省去,极大地满足中国本土用户的需求。最重要的一点,WPSOffice完全免费,而且体积小、速度快,只需1分钟的时间即可完成下载与安装。而且,WPS全面兼容微软的Office。

二、企业调查平台和表单工具:问卷网  www.wenjuan.com/
你在企业中是需要进行员工满意度或360度评估的HR,还是想要了解用户需求及用户对产品的评价、反馈的产品经理,还是急需了解产品消费对象和市场的市场部门主管……?当面对这些问题时,除了没事干,应该没有人会去逐个调查,即使利用传统的调查方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一定能收集发出去的所有问卷,特别是统计数据可能会让你疯掉。
问卷网就能解决你的烦恼,这是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问卷创建、发布、管理、收集及分析服务的网站,是中国最大的免费网络调查平台,功能强大而且使用简单。你可以自己设计你想要的问卷,也可以使用丰富专业的模板轻松复制创建。问卷编辑简单易操作,有丰富的题型可供选择,同时还提供多种渠道发送及收集问卷,收集的数据会自动统计并生成精美报表,适用于企业中需要进行调查的任何场景。
问卷网不仅能用来做调查收集反馈,还是个表单的好工具。比如企业要开个研讨会,事先就可以用问卷网制作一个参会报名表,将报名表链接公开或发给潜在参会人员。这样整理参会人员名单省时省力。这类应用主要看你的想象力,甚至有企业用其作为销售人员的销售线索登记或售后的保修登记,真是把问卷网用到极致了。

三、企业邮箱:QQ企业邮箱 exmail.qq.com/
当员工都在用自己的私人邮箱时,企业形象就不说了,还会出现担心企业信息是否安全,员工会不会将邮件泄密的情况,而且还不方便管理。要是有自己的企业邮箱,这些就不必担心啦,因为平时工作中的邮件可以得到监控管理啦,而且还能够迅速快捷稳定安全地收发邮件,企业的形象也会大大提高。
QQ企业邮箱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它可以帮助企业高效地开展工作,企业仅需将自己的域名进行简单的设置,就能够创建属于自己的邮局,并管理以自己域名结尾的邮箱帐号,把它们分给员工使用。QQ企业邮箱稳定、简洁、快速,免费版可设200个账号,2GB大容量让内部成员之间轻松发送大邮件。员工还可以设置短信提醒,及时获悉重要的信息和工作内容。

四、企业社交平台:明道  www.mingdao.com/
企业以传统的模式进行社交,限制了团队的协作效率,时空的局限也始终无法突破,在面对日益全球化、分散化的资源时,会感到越来越无能为力。有效的企业内部成员间及与外部组织的沟通,可以让企业不断地壮大自己。在这个网络普遍化的时代里,如果还不知道企业社交网络平台那就太Out了。
明道作为企业内部协作平台,其理念为“明工作之道”,本质是要解决企业中人与人沟通的问题,使企业形成一种开放、自由沟通、协作的风气。明道通过社会化沟通范式加强内部沟通中的协调性,打破内部沟通边界。内部员工可以管理项目和任务,还可分享渐进积累的企业知识资产。其提供的iPhone,安卓,iPad和桌面客户端,都可以打破沟通时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让全员随时接入互动。

五、企业OA系统:78OA办公系统  www.78oa.com/
在提倡办公自动化的今天,管理者及员工都希望能有一种工具协助解决自己的工作,在减轻负担同时还能高效办公。为了满足企业工作者的心愿,很多软件公司都推出了OA办公系统系统,但是在这么多的OA系统中该如何选择出最适合自己企业的呢?
作为全球第一个完全永久免费的OA办公系统,78OA办公系统是78OA面向企业推出的一款全功能OA办公系统,不限使用时间、不限用户数、不限功能。系统拥有办公用品管理、固定资产管理、会议管理、工作流程、档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培训管理、财务借销管理等20多类网络办公管理功能,包括196个功能模块,覆盖企业管理90%以上的网络办公事务,适合所有行业企事业单位。

六、企业杀毒软件:金山毒霸企业版  www.ijinshan.com/
企业规模小,电脑不多,员工各自为战,安装360免费杀毒或安个破解的卡巴斯基等都可以,但是对于电脑相对较多的企业,各自为战就行不通了。老板让网管去找杀毒软件,可是又不给钱,现在的企业版杀毒软件大多数都需要付费,甚至有些杀毒软件打着免费下载的旗号,来谋取利益,网管该怎么办?
别担心,金山网络在2012年已经发布了全球首款彻底免费的企业版杀毒软件——金山毒霸企业版2012,提供优于传统杀毒软件数十倍的性能,可以通过全球首屈一指的KSC杀毒引擎,全面查杀数万种病毒;其独家的边界防御,能协助构筑企业完整防线;云端高强度鉴定引擎可实现未知文件极速识别;同时灵活策略的管理也降低了企业的运维成本。找到这款杀毒软件,网管可以开心地向老板交差了。

七、企业网管软件:小草软路由  www.freegateway.cn/
现在,80%的公司的办公都依赖于网络,员工上班都会利用到网络,虽然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弊端也来了,企业不知道员工平时是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工作,还是在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件或者泄露一些企业信息。
小草软路由能够对员工进行从整体、应用、员工多个角度透视网络流量,并限制与工作无关(如在上班时间用网络聊天、炒股、玩游戏等)的流量,防止对带宽的滥用,同时还可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小草还可以保障内部信息安全,减少泄密风险,其内置的企业级路由器与防火墙,也可以降低企业网络的安全风险。如果想要一个真正的办公网络的企业,可以考虑下,毕竟是免费的嘛。

八、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纷享销客 www.fxiaoke.com/
企业离开客户会怎样?肯定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了。随着客户的增多,该如何管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人工记录,费事而且很有可能会漏记,之后翻找记录也很麻烦。自从CRM系统出现以来,客户关系的管理就轻松了很多,不仅能记录与客户的沟通过程及其需求,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
随着云、社交、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企业软件也不断创新升级,纷享销客正是这样一款全新的销售管理CRM应用。它是国内首家专注于以客户为核心的销售团队管理SaaS软件,真正以客户为核心,通过名片扫描就可解决客户信息的录入与系统自动存档问题,它还能让销售人员进行手机外勤签到,随时记录与客户之间的动态。其配备的销售过程管理能让管理者及时知晓重点客户的服务过程与销售动态,并给予员工指导和绩效考评。

九、企业财务软件:e会计 www.kuaijihui.com/
企业的财务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数据出了点问题,轻则损失一点金钱,重则整个公司都会垮掉,想要很好地进行财务管理,不仅仅是招进会计,对资金进行管理等方式,还需要一款优秀的软件来协助,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e会计企业标准版软件是面向需要实现会计信息化、进行全面会计核算和管理的广大小微型企业而开发的一款财务管理软件,能够“简单、易用、高效”的帮助广大小微型企业实现财务管理信息化、电子化。e会计包含了账务处理、固定资产、往来管理、财务报表及分析、系统管理等五大功能模块,可建立无限账套,自动生成跨年度账套,并支持跨年度账套的查询、打印和修改,让做账没有后顾之忧。

十、企业项目管理:Teambition  www.teambition.com/
企业会建立各种项目,但是没有管理,项目一定是混乱和无序的,要想做到在有限的资源下、在限定的时间内交付满足用户要求质量的产品几乎不可能。项目管理是保证项目成功的手段,优秀的企业项目管理工具是项目经理的得力助手。
Teambition是致力于中小企业的项目管理工具,它将团队的项目管理划分为三个板块:动态墙汇集整个项目动态,帮助成员了解项目进展,把握项目动态。任务板有任务列表和阶段视图两种浏览模式,可高效管理项目任务。文件库则是方便项目成员共享和管理项目文件。利用teambition可以在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让企业做好每个项目,同时企业的知识资产也能得到有效管理,企业也将稳健成长。
“磨刀不误砍柴工”,好的工具才能提高效率,希望以上列出的软件和平台能够对企业有所帮助。

豪门世族:不一样的布莱尔

编者按:豪门世族是一家集全球顶级社交、私人定制、金融资本、法务安保于一体的投资银行家私人顾问机构。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由36个关键模块和72个次级模块组成。在108个业务模块中〖成功学堂〗是会员自助学习定制模块,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豪门世族:不一样的布莱尔》由中国慈善家供稿。

半途饮恨卸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依旧雄心勃勃,他的未竟事业和旅程有了新的方向,他奔走在慈善和商业的道路上,由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发言一如既往的展现全球格局,如同他担任英国首相时一样。2013年年底,由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和友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投资未来”论坛上,作为气候组织的创始人,布莱尔认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的责任是需要将生态文明纳入到社会活动还有经济活动当中。不过,真正的问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我们当然更需要全球的青年来引领我们的未来。”
     所到之处,布莱尔总是西装革履,一副英伦的绅士派头。他永远微笑着,让每一位和他接近的人感到亲切、柔和。这位1953年出生的政治家,已经60岁了,他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两鬓已经斑白。不过,和大多数卸任政治家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忙碌,奔走于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赚钱,为全球做慈善,两不忘。

无论是担任首相,还是卸任首相后的所做所行,都引起争议。当商业和慈善有了诸多交集,质疑他“打着慈善的幌子赚钱”的声音时时出现。不过,对于种种质疑,他一直不做回应,依旧我行我素。

   他到底是真心发愿拯救人类的慈善家,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沽名钓誉者?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做了最后一次首相答问。然后,他回到唐宁街,和工作人员道别。他和他的夫人切丽以及四个孩子,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任人拍照,以作留念。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唐宁街10号已不再是他们的家。布莱尔的10年首相任期就此结束。

1997年5月2日,布莱尔以首相身份入驻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他踌躇满志,开创了自己的多项第一。他坦陈,在担任首相之前,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连最初级的助理政务次长都没有做过。这是他在政府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英国的多项第一:他是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时年44岁。此后,他分别在2001年、2005年两次大选中获胜,因此他先后成为英国工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连任的工党首相、两度蝉联的工党首相。

从最初竞选的“新工党、新国家”口号开始,以“第三条道路”为方向,年轻、激情的布莱尔给英国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此后10年,他引入最低工资制,进一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给苏格兰和威尔士以立法权和行政权,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地方自治;签署复活节协议,启动北爱和平进程;向私人医疗和教育机构投资,使大众获得更多的平价医疗服务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这10年内,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在欧盟内一枝独秀,也是二战之后英国最长经济繁荣期。

英国首相的每届任期时间是4年,布莱尔原本可以任职到2009年,不过第三届没做完,他已不得不在2007年辞职。任内,他跟随美国,一直受到诟病。而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布莱尔更是紧随小布什。当战争结束,在伊拉克并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英国仍未提出撤军时间表,布莱尔和工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第三任期刚开始,就爆出“金钱换爵位丑闻”,工党多人被捕或遭传唤,直接打击了政府声誉。面对支持率走低,他的工党同志不再支持信任他,不断施压促其辞职。2006年,他即公开宣布一年之内辞去首相职务。

在他的自传《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中,他写道:“激流勇退给人以古怪的感觉。我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尽管不是我个人的权力。我知道,与1997年5月的我相比,2007年5月的我作为首相来说,更臻完美。我还感到自己干劲十足,年富力强。我对我正在推行的政策方针信心十足,认为它是英国未来唯一可行的方针。如果能有效地加以解说,整个国家都可能支持这一方针。而我就要离去了。”

带着壮志未酬的饮恨,他冷静而平静地告别了唐宁街10号。他安慰自己,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的旅程还在继续,他正在走向新的生活。

   做了10年的首相,布莱尔既看到了政府的必要性,也看到了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永远存在问题,例如行动缓慢、官僚主义重。因此,需要有慈善公益,以公益改变世界。他看到了,他将要行动。

   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召开。作为轮值主席国,布莱尔为这次峰会确定了两个主题:消除非洲贫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变化提到八国集团峰会的首要政治议程,这是第一次。布莱尔也成为第一人。峰会闭幕,公报认为,气候变化是长期影响全球的严峻挑战,并承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公报称,“人类对矿物燃料的需求和使用造成温室气体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是八国集团首次在人类活动直接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前,美国总统布什一直以“科学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八国首脑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控制气候变化的宣言和一个行动计划,承认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承诺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决定通过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对话,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此后,作为英国首相,布莱尔主导了多次国际气候变化对话。

此前的一年,2004年4月,布莱尔与欧美20位工商巨头、政治家发起成立了“气候组织”。当时,美国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先后在美国、欧洲寻找现有的机构,希望为展现气候领导力的机构捐赠,不过并没有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赠第一笔基金,成立气候组织。该组织通过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以及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1000人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最终使命是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中国,3名中国企业家加入了该组织: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王建宙和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

     在气候组织,布莱尔担任国际领导力委员会主席。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国际领导力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全球顶级企业家,包括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等,他们开会地点都是在布兰森的私人岛屿或者摩纳哥的王宫。不过,来自中国的张跃等人从未参加。卸任首相后,布莱尔更看重气候组织,透过该平台在全球范围积极奔走呼吁。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为了促使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可以达成共识,布莱尔在气候组织成立“打破气候变化僵局”,并组建国际专家组,为政治可行和技术可行寻求支撑。此后两年,布莱尔游走世界各主要大国,积极斡旋。吴昌华介绍,2008年和2009年,布莱尔仅来华商讨气候分别多达8次和6次。

     布莱尔有着非同一般的气候情结。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了全球最早一部关于低碳经济的政府文件:《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英国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建立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年,受英国政府委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历经一年的调研,发布了著名的《斯特恩报告》。该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在吴昌华看来,布莱尔的气候情结并不突兀,自然而然。“他认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和严峻性,他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2008年和2009年,为打破气候僵局,布莱尔用在气候组织上的时间占其个人时间的50%左右。现在,气候工作仍占其个人时间的20%左右。

离开唐宁街10号,仅仅过了四个月,布莱尔来到伦敦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受洗,受洗仪式由英国天主教枢机主教墨菲•奥康纳主持。自此,他由圣公会教徒转为天主教教徒。在英国,圣公会是国教。对于信仰的改变,布莱尔和他的发言人都拒绝做出解释。此前,他的妻子和四个子女都信仰天主教。

     在担任英国首相的十年,他绝口不提宗教信仰。卸任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他松口说,在美国,政治家可以自由谈论宗教信仰,但在英国没有这样的空间,“坦率地说,人们真会以为你是个疯子。”在英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宗教歧视,例如,1829年通过的《解放法》给了天主教徒更多的民权,但法案依然阻止天主教徒担任首相一职。
卸任英国首相后,布莱尔随即受命担任联合国中东问题四方特使,他也因此更加熟悉因宗教而引起的持续争斗。他深切地体会到:“宗教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它同时也会催生极端甚至是恐怖主义。此时信仰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身份定义的符号,借以反对那些没有这身符号的人,最终演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民族主义,将那些拥有不同意见的人—即便他们笃信同一宗教—视为不信教者,视为异教徒,并因此与之为敌。”

    有感于“信仰可以是分裂和毁灭的源头,也可以是和睦共处的基础”,2008年5月,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下,布莱尔发起成立“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Tony Blair Faith Foundation)。布莱尔信仰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世界各种信仰在21世纪社会中扮演正面角色,展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积极成果。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中东,也包括其他地区,有冲突的可能性,其中有很多人无法了解彼此。今天我们都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把人汇集在一起,所以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家必须彼此学习,和谐共处。我们要从学校开始,从大学开始,在社会中也必须要搭建平台,促进理解。这也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在布莱尔看来,“每一种信仰都不应高于其他信仰,只有推动跨信仰之间的理解,才更有希望实现和平共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同信仰的人实现合作。”

为了将宗教从神学院的高墙背后解放出来,并开始研究其在当今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莱尔选择了教育的方式。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和美国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创立信仰与全球化研讨班,这将是耶鲁大学的一门长期课程。布莱尔和耶鲁大学的教员一并参与执教授课。布莱尔并不满足于此,他期待,源自此次耶鲁研讨班的课程和想法,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大学类似课程的基础。

很快,类似的大学项目在多个国家的大学开展。在中国,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开设公共课程“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关系”。在这里,他的讲学内容也会更侧重本土。

布莱尔信仰基金会还有另一个项目,通过互动技术将各国高校学生串联起来,让他们可以共同讨论自己的信仰以及这些信仰对自身的意义。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参与其中。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行动项目,拥有不同信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该项目进行合作,共同提高对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带头设立的全球扶贫项目)的认识。
   创办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后,布莱尔又创办了托尼•布莱尔非洲治理促进会(Tony Blair Africa Governance Initiative)和体育基金会两个慈善组织。慈善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即使我当首相当了十年,英国还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事实上我发现在我今天所做的公益事业中,我的权力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的影响力却可以更大,影响人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在成立慈善机构、到处做慈善的同时,布莱尔卸任首相职务之后,迅速转身,投入商业之中,他既在一些公司任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2008年1月,布莱尔任瑞士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2009年2月,布莱尔创建咨询公司“托尼•布莱尔协会”,主要“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2011年,哈萨克斯坦政府聘请布莱尔担任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经济问题顾问。当然,他还在全球各地演讲,赚取不菲的演讲费。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卸任之后,往往选择一条发展路径:任教大学;任职非营利机构;任职企业。而布莱尔的选择,囊括了所有的选项。

   据称,他在首相任内收入平平,年薪在20万英镑左右,而他还有四个孩子嗷嗷待哺,以至于卸任之时已是负债的窘况。这也就难怪他热切地拥抱商业了。根据媒体报道,担任摩根大通顾问,他的年薪是200万英镑;担任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年薪也是200万英镑。而他的咨询公司为科威特等国家的政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提供咨询,不过具体的收入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些工作的细节,布莱尔也绝口不提。

   2012年开始,布莱尔公司与中国喀什市政府开始合作,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在中国的商业演讲,其出场费高达三四十万美元。实现关系网的价值最大化,是布莱尔的过人之处。不过布莱尔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商人,“我不是个银行家,也不是个商人。但是我到处旅行,可以帮助他人了解如何运作、影响政治力量。”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07年卸任首相以来,布莱尔可能积聚了超过5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亿元)的财富收入。布莱尔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在英国他已有多套房产,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他乘坐的的一架私人飞机—庞巴迪全球特快。他在全球的出行,几乎都是乘坐该飞机,派头十足。这架飞机造价3000万英镑,内部装修豪华。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英国伦敦一座18世纪的联排别墅,这里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办公地之一。

   左手商业,右手慈善,统一在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卸任政治家身上,难免显得冲突。其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以及捐赠等数据并不透明,更成为媒体持续质疑的地方。尽管质疑和猜测不断,但媒体并没有抓住违法的地方。布莱尔早年是律师,他的妻子一直是律师,他显然不会明知故犯。

  与布莱尔关系良好的吴昌华认为,“名人,受关注点就比较多,无可厚非。不过在我眼里,这些质疑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他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克林顿说我需要休息几天,想想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不可能停下来,即使是躺在椅子上睡一会都会让我觉得全身不自在。”布莱尔说,“我的座右铭就是:不停歇,不退休。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豪门世族: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

编者按:豪门世族是一家集全球顶级社交、私人定制、金融资本、法务安保于一体的投资银行家私人顾问机构。豪门世族全球定制系统由36个关键模块和72个次级模块组成。在108个业务模块中〖成功学堂〗是会员自助学习定制模块,主要由会员自行推介和编辑,旨在为会员读者打开眼界,与时俱进。本期精彩好文《豪门世族: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由高皓;刘中兴;叶嘉伟撰写,新财富供稿。


欧美经验显示,大多数企业创始人最终选择出售控股权。在中国的采矿、制造、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出售企业的家族也已为数不少。未来十年,家族企业出售浪潮更将蔚为壮观。家族与初创企业脱钩后,如何管理数量巨大的可投资金融资产?如何寻找下一个事业平台?皮特卡恩家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

   在2013年的《家族办公室评论》年度颁奖仪式(Family Office Review Award)上,资产管理行业翘楚、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Pitcairn)首席投资官(CIO)里克•皮特卡恩(Rick Pitcairn),当选年度最佳CIO。与此同时,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也获得了年度最佳联合家族办公室(Multi Family Office,MFO)及年度最佳联合家族办公室CEO等奖项。
  欧美家族办公室普遍比较成熟而且数量庞大,其中不乏许多名满天下者,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Rockefeller Family & Associates)、罗斯柴尔德家族办公室、甲骨文家族办公室(Oracle Capital Group)等。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为何能够力挫群雄,独揽三项大奖?
  在颁奖典礼上,里克•皮特卡恩这样总结:“变革从来不是皮特卡恩家族做出的选择,而是一种事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家族在(外部)变革的驱动力与(家族)持续性的需求中寻找平衡。”
  笔者之一(高皓)曾在2012年带领清华五道口全球家族企业课程学员赴美国费城近郊拜访过皮特卡恩的家族庄园Cairnwood Estate,并与其家族继承人就家族办公室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深感这一家族数十年来管理家族金融资本的理念独特且先进。
  家族办公室的成功,离不开与家族共享的独特价值观及经营理念。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在迅速变化的投资世界中坚持其传承理念及核心价值观,为国内家族提供了一条可参照的资产管理路径。

  历史源流
  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的历史要从约翰•皮特卡恩(John Pitcairn)说起。
  这位苏格兰移民1883年与约翰•福特(John Ford)联合成立了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PPG),到19世纪末,PPG的平板玻璃年产量达到2000万平方米,成为行业领先者。在不断深耕产业链的同时,PPG逐渐将业务扩展到涂层、光学材料、化学材料等可与平板玻璃共享销售渠道的行业,并改名为PPG Industries。现在,跻身世界500强的PPG Industries在37个国家拥有生产基地,雇佣3.8万名员工,2012年录得152亿美元的收入。
  约翰的三个儿子雷蒙(Raymond)、西奥多(Theodore)和哈罗德(Harold)都参与了家族企业。三人怀有不同的梦想,雷蒙钟情于建筑,监督了费城近郊布林•艾斯大教堂(Bryn Athyn Cathedral)的建造;西奥多热爱艺术及宗教;哈罗德则是航天爱好者,成立了一间航空快递公司(后来成为美国东方航空公司)。三兄弟在1923年成立了一家控股公司掌管家族持有的PPG股份,以便在维持家族利益的同时也能继续为各自的理想而奋斗,这便是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的雏形。
  由此可见,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在成立初期就非常重视家族成员的需求,寻找家族整体利益和家族成员个人追求的平衡点。这也是它一直保持的特性。这家控股公司在之后的60年里帮助家族控制公司,它拥有PPG公司16%的股份,这构成了皮特卡恩家族财富的75%。1973年时,家族控股公司的资产发展到2亿多美元,累计为多位家族股东分红7.5亿美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皮特卡恩家族已发展到第三、四代,分支及成员为数众多。三代以后的家族通常意见难以统一。为了让财富持续增长,家族需要寻找新的创富之道;而随着创始人的离去,家族后代也不再与家族企业保有强烈的情感连接。此时,是否继续保留家族企业,已成为家族成员在台面上讨论的问题。
  1985年,皮特卡恩家族决定,将持有的PPG股份以5.3亿美元全部出售,完成家族与创始企业的完全脱钩。为了管理这一大笔财富,皮特卡恩家族在1987年成立了皮特卡恩信托(Pitcairn Trust),一家单一家族办公室(Single Family Office, SFO),专门管理家族的流动资产。家族可投资金融资产由此被重新分配于数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中。
  1989年10月31日,皮特卡恩信托推出了皮特卡恩家族传承战略信托(Pitcairn Family Heritage Strategy),一只专门投资于家族企业股票的信托基金,并在同年将家族办公室的服务对外开放,正式成为联合家族办公室(MFO),为其他富有家族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在MFO成立的前两年里,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大约为十几个家族成员管理着1.4亿美元的资产。
  2000年,皮特卡恩信托将皮特卡恩家族传承战略信托、皮特卡恩分散价值型基金、皮特卡恩国际股票基金、皮特卡恩应税债券基金注册为共同基金,名为“皮特卡恩家族基金”,并重组于皮特卡恩信托的新分支—皮特卡恩基金(Pitcairn Fund)名下。
  2004年,皮特卡恩基金扩大其客户群并加入了星座投资管理公司(Constell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星座基金系列。同时,皮特卡恩信托大力扩展投资领域及服务,涉足信托、不动产及税收筹划等领域,旗下管理着200亿美元的资产。为了迎合家族办公室的多元化服务,皮特卡恩基金在2004年改名为皮特卡恩金融集团(Pitcairn Financial Group),围绕家族需求,承担所有职能,进一步到达家族办公室的顶端,成为全能型的专业MFO(表1)。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皮特卡恩家族平均每年投资9亿美元于股票市场(图1)。如今,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已拥有90年的历史,也有26年联合家族办公室的经验,旗下管理着360亿美元的资产,其110个家族客户中42个都是几代以上的家族。


  今日使命
  当家族后代拥有不同职业、各自追寻理想的时候,假如没有一家共同的控股公司或者其他替代的家族控股结构,家族成员很容易分道扬镳,导致家族和财富的分裂。在从实业家族转型金融家族的道路上,皮特卡恩家族成功找到新的财富创造点,把家族的控股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专业的MFO。
  这家全能家族办公室除了基本的财富管理外,还涉足不动产、税收筹划、慈善活动、家族日常事务及传承计划等领域。其业务可分为四大部分。
  传承计划:为客户设定接班计划,协助家族成员进行沟通,为家族下一代拟定教育培训计划,建立弹性的家族治理结构。
  信托计划:以对家族的深刻理解和管理信托的长期经验,提供创新的信托策略,实现受益人的长期价值最大化。其投资理念仍是对长期回报的追求,他们认为,更多的超高净值财富家族会偏好投资于PE与基础建设。
  家族日常事务:帮助家族从个人理财、支出预算到税收筹划等方面管理财富,包括个人理财与预算、账单支付及物业费用等;行政管理与会计涉及到更广泛的家族实体,比如基金会或家族有限合伙公司;税收筹划则从个人、公司、信托和基金的整体角度将利润最大化;财务申报帮家族提供一张整体的投资分布图,分析其财富结构。
  联手SFO:与其他SFO联手,为已有SFO的家族提供专业技术和资源的支持,提出相应的传承计划,同时保持客户的独立和隐私。
  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于2010年收购了美国知名家族企业J. M. Huber Corporation(业务涉及工程器材、自然资源、科技服务等,2012年总收入16.84亿美元,2013年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全球家族企业奖)控股家族旗下的联合家族办公Shelterwood Financial,借势将领土扩张到纽约及华盛顿,自此在费城、纽约和华盛顿三地拥有办公室。
  MFO的优势在此显露无疑,家族办公室的高成本通常都令人头疼,但MFO的规模经济可适当将此成本降低,同时,庞大的资产规模可以吸引更多的精英人才,广阔的合作网络也能更及时地捕捉商业机会。
  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不但帮助超高净值家族管理财富,还细化到为这些家族筛选优秀的投资经理。对里克•皮特卡恩来讲,投资环境变幻莫测,充满未知性,选择一名正确的投资经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首先,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通过定量分析,调查候选人过去的投资效益,在确定一部分优秀的投资经理后,开始了解他们的朋友圈、投资门路、投资决策过程和对未来的展望。不仅如此,投资经理的品德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投资收益虽好但是缺乏透明度,或者获利后没有与员工分享收益的,一律不考虑。
  当然,里克•皮特卡恩也指出:“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投资策略及投资情况需要时常重新评估,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设定的一般周期为3-5年,但投资绩效应保持持续性的监督。
  除了与家族财富相关的业务,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提供大量的资源,经常通过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参与峰会或讨论等模式提供投资建议。它还利用其广大的商业网络与多家金融顾问公司和家族企业机构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皮特卡恩与分布于全球的六间家族办公室联手,在2011年成立了威格摩尔协会(Wigmore Association)。它由七间家族办公室的CIO组成,每年举行两次会议(表2)。CIO们可以通过会议进行交流,分享各自的投资理念和对家族需求的观点,分析当前经济状况和市场走势。该协会目前的主席是里克•皮特卡恩。
 

  独特理念:专注于家族企业投资组合
  在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的投资理念中,唯一的任务就是“以家族理念进行投资”。
  尽管皮特卡恩家族早在1985年便卖出了自己家族企业的所有股权,但其后裔依然对家族企业的独特优势抱有信心。他们深信,创始家族作为实际控制人能为企业创造巨大的价值,为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资本回报。正是这种理念和信仰促成了1989年皮特卡恩家族传承战略信托的诞生。
  皮特卡恩家族认为,家族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对企业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他们筛选了一批市值超过2亿美元的样本企业,构造了132间家族企业的数据库,通过实证数据证明了家族企业在长期收益上超越其他企业。在哈佛商学院的皮特卡恩家族传承,基金案例采访中,皮特卡恩金融集团的CIO埃里克•菲德(Eric Feder)认为,家族企业通常拥有以下的特点:
  •强大的企业文化—更能留住人才及对其进行培养;
  •专注企业的长期增长—更低的分红,为了企业增长而将资金再投资;
  •更低的债务水平;
  •更专注于股东的投资回报率;
  •更少关注于短期的季度盈利,对资本长期增值具有坚强的承诺。
  总的来说,家族企业并不强调短期业绩,而着重于长期利益。因此,皮特卡恩信托推出的家族传承基金的终极目标是达到长期资本增值。皮特卡恩信托认为,创始家族或家族基金会持有10%或以上流通股的企业才是家族企业。目前,其家族企业数据库已拥有600多间家族或基金会控制的企业。通过定量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会建立了一个由50-60只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
  其中能看见一些著名家族企业的身影,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微软(Microsoft)、甲骨文(Oracle)、沃尔玛(Wal-Mart)等。这一基金的短期效益虽不稳定,但从长期回报看,1989-2006年,其年回报率是9.47%,1996-2006年间的总体回报比威尔希尔5000指数(Wilshire 5000 index)高出5.3%(图2)。


  同时,菲德也指出,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不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他们是因为控股家族的独特贡献才投资这些企业的。对于投资组合中表现不佳的企业,他们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清仓,而不会通过谋求董事会席位或者股东代理权等行为影响公司的管理决策。
  虽然该基金在2006年时被Touchstone Investments收购,但可以看出,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非常认同家族持续治理的重要性。除了钟情于家族企业及可以保证长期增值的投资外,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的投资理念也相对保守,里克•皮特卡恩描述:“我们是保有财富的行业,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行业。”
  面对经济全球化,皮特卡恩的投资方向也丝毫没有落后,就如皮特卡恩信托董事长德克•荣格(Dirk Jungé)所言:“我们都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经营,而市场却比过去所有时刻更加错综复杂。”

  家族成员的自由退出机制
  作为超高净值家族财富管理的顶层设计,专为一个家族提供服务的SFO和为多个家族提供服务的MFO各有所长。SFO通常有着更好的隐秘性,家族能够享受完全定制化的服务并对办公室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MFO却能通过规模经济摊薄运营成本,共享不同家族在各个领域的经验及人际网络,增加投资经验及机会,并吸引更多的投资专业人士。
  约翰•皮特卡恩的三个儿子各自拥有九名子女。到了1950年,皮特卡恩家族已有61位后代,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从SFO到MFO的转变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决定。如此庞大的家族规模,难免众口难调,虽然皮特卡恩控股公司设定了家族年度汇报及家族会议等治理机制,但这些仍不能根治问题。
  事实上,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创办时的关键政策—“自由联合”,正是考虑到了这点。家族成员可以自由地离开新创建的家族信托,加入也全凭自愿,并非强迫。这种设定照顾了所有成员的感受,保持了大家族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
  如今,将近一半的家族成员退出了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部分成员追寻了别样的投资理念,另外的成员则反对向其他家族开启家族办公室的大门,而自行成立了SFO。
  位于波士顿及费城的卡恩伍德公司(Cairnwood Cooperative Corporation)便是一间管理皮特卡恩家族分支的SFO,其联合创始人是莱尔德•彭德尔顿(Laird Pendleton,为雷蒙•皮特卡恩之女盖布丽埃尔•皮特卡恩和威拉德•彭德尔顿后代)与邓肯•皮特卡恩(Duncan Pitcairn),两人均是家族后代,而Cairnwood正是皮特卡恩家族庄园的名字。
  如此并存的两种家族办公室,既有转型为专业MFO以维持财富增长的,也有为需要的家族分支提供隐私和定制化服务的,也是皮特卡恩家族的特色之一。

  家族办公室在传承规划与实施中的作用
  对于掌握巨大财富的超高净值家族来说,财富的传递与后代的培养,构成了传承的核心问题。这也是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的另一核心工作。
  2012年11月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投资网络—马库斯•埃文斯峰会上,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CEO莱斯利•沃斯(Leslie Voth)指出:“规划家族世代间的传承是一间家族办公室的关键成功因素。家族私人财富的传承要求设定明确的目标,拥有付出有效资源的意愿,以及为了符合各代人独特需求的沟通机制。”
  当家族没有明确的传承规划时,接班人与在任领导可能陷入迷雾,错失交棒良机,更可怕的是,这很可能令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出现不可逆转的裂痕。沃斯谈到:“传承规划的沟通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家族办公室应提供传承规划的建议,首先在办公室与家族层面进行沟通。当确认传承规划后,设立家族治理结构,再与下一代进行沟通,协助家族传承。因此,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会在继承流程的特定环节中进行指引,而继承计划也会因应家族的需求而变化。
  在设定传承规划的同时,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也要确保下一代成员与家族的关系,确保年轻一代对家族事业的兴趣。
  双平台模式 让年轻后代施展才华
  在家族治理上,里克•皮特卡恩认为家族成员的参与很重要:“在一次会议中很难听到所有成员的想法,但我们可以通过家族委员会达到这个目的。”皮特卡恩的家族委员会由12-14名家族成员组成,每人负责与不同家族分支进行交流。从家族委员会成立的1982年至今,总共有大约70位家族成员在其中服务过。
  通常,家族董事会或委员会由老一代家族成员组成,只有指定的继承人才有机会快速成为其中一员。这种封闭式的结构在家族中构成了制度性的阶层,无法鼓励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对此,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在家族治理的结构上苦思良策,其独特之处在于,形成了两个平行的董事会,即传统董事会与附属董事会。
  传统董事会由皮特卡恩的十名资深家族成员与四名非家族成员组成。同时,他们设立了“名誉董事”一职,为有能力的家族成员开启董事会的大门。如果家族成员中有出色的创业家,他们的投资理念或商业计划能在此董事会上提出,如果计划可行,更会得到家族的帮助。
  对于附属董事会,里克•皮特卡恩说:“家族逐渐壮大时,年轻人没有能够帮助他们进入董事角色的工具,我们想到,为什么不为年轻人设立一个董事会,来告诉我们他们在‘干什么’和‘为什么’?”附属董事会通过研讨会或金融培训课程来培养家族成员,为家族未来的领导人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附属董事会成就了一批有才华的家族后代,例如克里斯•克尔(Chris Kerr)在13岁时就对家族事业显露出浓厚的兴趣,在36岁时成为皮特卡恩正式董事会唯一的第五代成员。
  目前,传统董事会里三代共存,第三代人占据两席,第四代七席,第五代一席。11名附属董事会的成员均是时常参加董事会组织的金融讲座、财富继承等培训课程的年轻后代。
  从第二代开始,每代人都会通过婚姻为家族带来新的成员,在以后的岁月里,姻亲的数量还会呈现爆炸式增长。如何安顿这些人、将他们容纳入家族,同样是家族传承的关键问题之一。更何况,姻亲中也会出现人中豪杰,如拿捏不当,便会错失帅才。在大部分家族里,姻亲都被视为外人,他们的发言权往往较小,也不会被授予重要的位置—但皮特卡恩家族就是例外,他们尽其所能将姻亲融入家族,让富有活力的年轻人转变成家族的未来。
  上世纪60年代初,雷蒙•皮特卡恩见其拥有化学工程师背景的女婿吉姆•荣格(Jim Jungé)更适合担当领导者角色,便让吉姆出任家族控股公司的领导人。时间证明了雷蒙的决策非常明智:吉姆在家族财富的管理上大下功夫,建立起一套财富增值的战略,最终给家族带来了1.4亿美元的财富。在此之后,家族姻亲的意见便成为皮特卡恩决策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家族金融资产管理与事业平台转换的绝佳样本
  中国民营企业目前正处于关键选择的十字路口。无论第一代创始人主观意愿如何,大多数民企事实上很难传承给子女。相比财富传承而言,家族企业传承的难度系数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根据近年的多项大样本调研结果,半数以上的二代不愿接班;即使由于兴趣或者责任使然,也会如巴菲特所说“家族企业的传承好像在2000年奥运会金牌选手的后代中,选择2020年奥运会的参赛选手”,成功传承难上加难。
  欧美经验显示,大多数创始人及家族最终会选择出售企业的控股股权,将获得的财富传给子孙。最近几年,国内采矿(煤炭、铁矿等)、制造、快速消费品等行业的家族出售企业的已不在少数。未来十年,家族企业出售浪潮更将蔚为壮观。家族出售企业之后面临的问题将是:如何管理数量巨大的可投资金融资产?与初创企业脱钩之后,家族的下一个事业平台在哪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皮特卡恩家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家族办公室与皮特卡恩家族命运密切相关,家族的所有关键性决定都有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的身影。随着PPG创始人约翰及其特殊资产的离去,渐渐对家族企业失去兴趣的后代四分五裂,这时的家族办公室作为家族财富管理的顶层设计者,将家族成员紧紧地连在一起。
  皮特卡恩家族把分散的金融资本汇集在一张资产债务表中,进行统一的财富管理;通过成立家族董事会及家族委员会管理家族资本;规划家族成员的教育及培训成长计划,管理人力资本;通过参与慈善活动和与其他SFO合作扩大家族的社会资本,充分利用所有资源充实家族办公室的功能,成就了家族办公室业内的经典案例。
  对于第二个问题,皮特卡恩家族的实践同样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家族办公室在功能上替代了家族企业PPG,在管理家族事务的同时,逐渐变成新的皮特卡恩家族企业,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皮特卡恩家族企业的模式转变并不是个案,出售创始企业股权之后将家族办公室作为新的事业平台是不少家族的选择。
  笔者之一(高皓)曾经在2012年赴纽约拜访过著名的德裔犹太望族—古根海姆(Guggenheim)家族第7代继承人。古根海姆家族是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世界上最富有的犹太家族,其1881年以5000美元本金发迹于美国科罗拉多的采矿业,一战前曾控制全球银、铜、铅三种重要金属产量的80%。家族第二代所罗门•R•古根汉姆(Solomon R. Guggenheim,其妻子Irene Rothschild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其私人藏品为基础,创办了蜚声全球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同很多超级巨富家族一样,古根海姆家族曾一直自己管理财富,但是自从1985年家族创办金融机构Guggenheim Partners以来,古根海姆管理的资产从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00亿美元,金融业代替了采矿业,成为家族新的事业平台。
  中国家族办公室的大时代正徐徐拉开帷幕,传承与创新将构成家族财富发展的两大主题。正如莱斯利•沃斯在2013年的FOX财富顾问论坛中所说:“投资模式改变了,并会继续改变下去……然而,改变之中也需延续。”经历了逾90年的时代与环境变迁之后,皮特卡恩家族办公室仍然不忘初心:为家族寻找永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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